在今夏畅游珠江的目标下，保卫珠江的号角正吹得分外响亮。广东省环保部门的“绿剑行动”，直指非法排污企业，并在上周曝光了7家违规企业名单，更向其中两家开出了高达20万元的罚单。数日过去了，部分被罚企业仍然如故，甚至有企业说，要让我不排污，只能把我关掉。（《南方都市报》4月25日）
污染——罚款——再污染——再罚款，在这套逻辑混乱的循环链条中，你已经无法
辨别，究竟是污染引发的罚款威力不够，还是“罚款主义”成为污染横行的间接诱因？
不独是广东，全国许多地区，都陷入类似“治污靠罚款，罚款不治污”的环保怪圈中。也不仅仅是环保领域，在城市管理、食品安全管理等一系列公共领域，相似的“非重罚不能解决问题”的思维，非常普遍。
经济学上著名的“公地悲剧”，已经被阐释得过多过滥。污染似乎是由公地无产权导致的后果，其实细究起来，公地本身是有产权的，只不过这产权被耗散在“全民所有”的使用权虚置中。民众将公共环境的产权转移给了政府，由政府来行使对环境的监护权力。
与其他国家普遍采取的“庇古税”不同，目前我们对破坏环境现象的惩罚，更多停留在行政罚款层面。经济学家早已指出，仅仅把经济发展引起的环境退化，当作一种特殊的福利经济问题，责令生产者偿付损害环境的费用；或者把环境当作一种商品，同任何其他商品一样，消费者应该付出代价，都没有真正抓住环境问题的本质。为了防止污染，环保部门通常可以采用的方法有：征收资源税、排污收费、事故性排污罚款、实行废弃物综合利用的奖励、提供优惠贷款等等，遏止排污者“以一己之利污天下”冲动的行政罚款，恰恰是其中效果最差的一种。
由于行政罚款相较于“庇古税”，具有更多弹性和人为操作空间，容易产生有令不行、执法松懈乃至权力寻租现象。同一性质的排污行为，可能面临不同程度的行政罚款；同一范围内的肇事者，可能因为执法人员力未所逮，出现有人落网、有人安然的现象。
对于排污者的行政罚款，看上去是要惩罚排污者引导其向善，其实却起到了“导恶”作用——排污者的罪恶感消失了：因为“我”已经为自己的污染行为付出了成本，所以“我”大可不必自责。为了弥补被重罚带来的损失，排污者会变本加厉地排污，于是就出现了上述“交完罚款后加紧排污”现象。
行政罚款补偿社会损失的边际效应在实际中是递减的。如果环保部门的目标定为基本杜绝排污，则罚款效率应接近于100％，即所有排污者都会无一例外地受到惩罚，即每次排污行为都被火眼金睛的执法者当场抓获。显然，环保部门要实现以上目标，需要无穷多的人力、物力资源，这是不可能完成的梦想。随着环保部门在泛滥的排污行为前的手忙脚乱，罚款的有效性是日益递减的。
经济学家列维特曾指出，许多让人们自以为是的“常识”，可能并不是真正的答案。“罚款主义”并不能消除排污，只会诱导污染横行，这是亟需回归的常识。
毕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