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伍国
最近关于施琅的争论，颇似在以古人之陈酒，浇今人之块垒。
对双方的立场，我持一种“相对主义”的态度，因为实在觉得，这牵涉了中国历史文化中一个太难定义的部分，即多重价值取向互相缠绕重叠的问题，如何评价，端看你采取
哪一种取向，但任何一种，其实都不脱中国文化的如来佛掌心。我把这些价值取向大致分为以下四种：
一.伦理。臣事君以忠，是儒家最核心的一条政治伦理，是政治秩序的基石。这一条政治伦理法则必然要求臣子无条件尽忠，无条件保卫朝廷。在这一意义上，岳飞当然是英雄，忠臣的榜样。每一个朝代在修前朝历史的时候，也都会赞扬前朝忠臣，就是为了维护这种一以惯之的伦理。顾炎武的老娘受过明朝册封，明亡后就绝食而死，顾炎武也不事清。如果以儒家的忠诚作为首要判断标准，则施琅作为降将，违反一仆不事二主，一女不事二夫的古训，在这一点来说是不及格的。质疑施琅的人，依据的应当是这一条。
二.天命观。如果忠诚是一条绝对法则，那么中国历史就应该到现在还是秦朝，或者所有后来的皇帝都是乱臣贼子抬不起头来。然而不是这样，唐宗宋祖照样牛轰轰。儒家政治哲学的灵活性正在于，它虽然从伦理意义上褒扬忠臣，但并没有认为在任何现实情况下都不能取代旧王朝和为新王朝效力。儒家思想认为一旦王朝失去了天命，新的统治者完全可以取而代之，天命观经过董仲舒大力阐发后，成为所有新王朝建立者的法宝和合法性的基础。比如，明太祖解释自己夺权的合法性时说：“元兴沙漠，入主中国百有余年，天厌其昏淫，亦用陨绝其命。中原扰乱十有八年，当群雄初起时，朕为淮右布衣，起义救民……复我中国之旧疆。朕为臣民推戴即皇帝位，定有天下之号曰大明……”忠诚在承平时代固然是重要的，但既然新王朝取代旧王朝是解民于倒悬，顺应时势，那么，前朝旧臣为新兴的政权服务，虽然不象绝死相抗的忠臣那么受崇敬，儒家思想还是给他们相当的理解和宽容，更何况，新的朝廷总需要前朝臣子来过渡和维护。其实这里很“吊诡”，假如清朝编写的《明史》中不表彰忠臣，谁愿意忠呢？但假如绝对倡导忠诚，谁来编写《明史》这部书呢？编著者不正是事清的汉族学者吗？从这个意义上说，施琅既没有起兵篡位，降清只不过是顺应潮流。
三.民族。施琅的问题之所以更加复杂，是因为施琅曾经为汉族的明政权效力，而又效力满清。满清入主中原，究竟算“亡国”，还是中国内部的一次朝代更替，也是一件见仁见智的事情。如果采取第二条，即儒家“天命”价值观作为首要判别标准，则应该把清取代明看成是内部更替，这也是清统治者自己的看法。对于孙中山，章太炎，黄兴等共和/民族革命者来说，则认为是一次亡国，并以此作为革命合法性的依据之一，但值得一提的是，孙中山的反满民族思想是近代的产物，而且也是一种宣传手段。杨度的观点则以为明清交替是内部更替，但他的理由并非基于“天命”，而是认为明朝的行政管辖范围既然包含了未入关时的满清政权，则清取代明不算亡国，而只是内部政权更替。其实即连顾炎武对其友人中的事清者也不苛求。但“民族”又分狭义和广义两种，假如持强烈的汉族主义价值取向，则施琅从汉民族角度来说，又是不及格的，质疑施琅的人，其实也祭出了这一条，但儒家传统从来不是狭义民族主义的，今天信奉儒家文化的人一定不会用民族主义价值观来苛求施琅。从广义的民族角度来看，“中华民族”既然包容不同的次民族群体，则一切次民族群体的矛盾都可以算成内部矛盾加以淡化。
四.统一。国家统一，在中国历史上从来都是超越思想流派的政治天条，施琅正是在这一点上作出了贡献。假如以统一作为核心价值取向和政治诉求，那么施琅也就可称为英雄，而有关电视剧对施琅的歌颂正是绕过前面的争议在这一点上作文章的。
施琅刚好很有趣地处在民族，历史，价值的交汇点上。有人以第一条“忠诚”判之，减十分；有人以第二条“天命”判，不加不减；以第三条“民族”，如果持汉族主义，则减十分，持“中华民族”中心观，不加不减；有人以第四条“统一”论，似也可加十分。由此可见，中国历史中的多元价值观念由于涉及儒家思想中的不同侧重点，传统价值中又掺杂了近代观念的影响，在很多时候是重叠和含混，很容易引起争论而又难以解决的。例如，岳飞该不该作为民族英雄受到纪念就体现了第一条和第三条之间的矛盾。按第一条，岳飞首先是朝廷忠臣，这一点当无异议。按第三条就会出现分歧，岳飞维护的是一个汉族的政权的政治利益，抗击的是在“中华民族”的框架内的另一个次民族，以“中华民族”作为基点，似乎也可以说成是“兄弟阋于墙”了。
说到此，我本人对此仍然持“无可无不可”的态度，因为这一切争辩的依据其实都是了无新意的(准)官方意识形态，就象打“语录仗”一样，仍在原地打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