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燮君：读书精神与读书方法

　　读书人在长期的读书实践中养育了读书精神，积累了读书方法。读书精神激励着读书人，促进读书人拓展读书方法；读书方法帮助读书人进一步滋养和弘扬读书精神，读书人、读书精神、读书方法和读书对象一起构成了读书系统的四大要素。“读书精神与读书方法”是一个十分有意义的命题。

　　读书人、文化人、现代人

　　读书好，好读书，读好书，书读好，做个读书人，以书为友，开卷有益，这些哲理不会被岁月的屐痕所泯灭，反而随着人们读书实践的深化和读书经验的积累，迸发出更为耀眼的火花。即使到了今天电子读物琳琅满目的时代，“开卷有益”依然如故，做个“读书人”不失为新时代的基本的角色认同。李公朴有感而发：求知识虽然不只有读书，但读书，在求知识的过程中总不失为一个重要的部分。古往今来无论哪一位大思想家或大科学家，没有不读许许多多书的。郑振铎告诫读者：多读书，常读书，总有好处。不必“手不释卷”，但不可“目不窥书”。蒋子龙在论及读书的益处时说：书可以“移植生命，保持记忆，激发思想，传播知识，交流信息，表达灵感”。郁达夫把书比作“启发人类思想的母胎”，“它产生了人生存在的意义，它供给了知识饥渴的乳料”。刘白羽把书海喻为“一个广阔的世界，一个浩瀚的海洋，一个苍莽的宇宙”。……他们懂得，“只有书籍，才能让这么悠远的历史连成缆索，才能让这么庞大的人种产生凝聚，才能让这么广阔的土地长存文明的火种。”(余秋雨语)书籍，连接古今，贯通中外，是历史的长老，文明的使者；它传播了知识，积淀了文化，激发了思维，沟通了情感，容纳了峥嵘岁月、社会变迁、人间沧桑和无限情愫。

　　读书人还应是个文化人。有了文化人的慧眼择书而读，就会事半功倍。名人名言娓娓道来：书籍浩如烟海，生命十分有限，只有择书，才能充分享用上乘之作。古人云：“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仅得其下。”在二、三流的书里耗费时日，最终只能驻足于三、四流的水准。择书是门艺术，读书不在于多而在于精，与其读10部无关轻重的书，不如以读10部书的时间和精力去读一部值得读的书。与其10部书都只能泛览一遍，不如一部书精读数遍。所谓“旧书不厌有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在一段时间中不适当地读太多的书，如人大病在床，而众医杂进，百药交下，决无见效之理。不若尽力一书，令其反复通读，而复易一书之为愈。作为“文化人”读书，会寻求读书的阶段性目标。自上一世纪70年代末我进入上海社会科学院从事研究工作和管理工作，在那里度过了十七八个寒暑，读书无数，著书(包括合著)70多部。虽然在进入社科院前，自己已在老专家的引领下，学完了哲学专业研究生的全部课程，并且已有著述问世，但是毕竟在社科院度过了学术生命的青春年华，凝聚起对于学科王国整体探索的原动力，完成了对于科学方法论的初步梳理。作为理论大厦的积极营建者，奋发于其中，磨砺于其间，得益于日以继夜的勤奋读书，受惠于苦中作乐的学术耕耘，欣喜于春华秋实的理论收获。在最初的10年中我几乎每天到关门时才离开社科院，没有周末和假日，潜心读书，艰辛探索，学以致用，无怨无悔。至今我仍保存着初到社科院时制订的《三年学习规划》，旨在努力提高专业水平、写作水平和外语水平。我把“增强阅读能力，加强理论基础”作为措施之一。根据当时从事哲学研究和当代新学科探索的实际，我决心在三年内有计划地读一批书，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方面的经典著作和哲学基础知识、哲学史、自然辩证法、科学哲学、科学方法论、中国历史、世界史等方面的书籍。在阅读书目中，有马克思的《资本论》，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列宁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卡尔?马克思》、《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柏拉图的《理想国》，培根的《新工具》，笛卡尔的《方法谈》，伏尔泰的《哲学通信》，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美学讲演录》，罗素的《西方哲学史》等等。从康德的“二律背反说”所包含的辩证法因素，到黑格尔对于古典哲学之集大成，从费尔巴哈批判宗教和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到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地继承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和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基本内核”，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博览群书，笔录心得，日积月累，为日后哲学原理、科学方法论和当代新学科宏观理论的研究奠定了扎实的基础。1979年7月31日，周煦良先生曾在社科院作过一次关于《谈翻译的一些基本问题》的演讲，当时仅印了油印本，但20多年来我一直在学习。“外语方面应注意些什么”、“本国语言的运用问题”、“翻译标准问题”、“直译与意译问题”，等等，常读常新，对于自己外语水平的提高受益无穷。作为“文化人”读书，会自觉积累自己的“文化底气”。“文化底气”是有形与无形的结合：在读书中应重视基础文化信息的集聚，有些深埋于记忆之中的信息会受益终身。有时，在群书的友善相望之中读书、做学问，会“支撑”起文化底蕴，有效增强读书的文化导向，主动把握读书的文化含量。基于此，我对买书情有独钟，两三天不跑书店，心里痒痒；一本好书不买到手，后悔几天。家里“书满为患”，它们挤满了成排的书橱，“侵占”了五斗橱，大衣柜。有朋友问起，你家中藏书多少，我笑答大约四五万册。朋友愕然，我连忙作答：“半为实用，半为嗜好。”其中合理成份，恐怕也是寻觅有形与无形的“文化底气”的融汇。

　　在现代社会中，读书人、文化人都是现代人，理应具有现代人的视野和思考。从上一世纪80年代末至今，互联网的主机数目几乎每年翻一番。人们自觉地结集于“0”和“1”的文化背景下，具有人类发展史上的里程碑意义；信息时代的“数字化—网络化”特征，具有社会学、文化学意义，网络已不仅是电脑之间的连接，而且是使用电脑的现代人之间的连接。人际交流的一种全新方法随之而生，网络文化为全球图景的不断变化奠定了新的基础。在“数字化—网络化”的时代背景之下，读书的纸质路径和网络路径并存，读书的仿真、拟真、逼真环境相兼，读书人的意态、神态和心态互融，读书活动面临着“仓储式”向“检索式”的演进、“阶段教育”向“终身教育”的发展、“闭合空间教育”向“开环网络教育”的延伸，“静态阅读”向“动态阅读”的推进，“二维空间”阅读向“三维空间”和“多维空间”阅读的直入，……作为现代人的读书人、文化人，拥有精彩纷呈的阅读对象、与时俱进的阅读理念和广袤无垠的阅读空间，读书精神面临着新的升华，读书方法在继承传统有效的方法的同时，面临拓展与创新。

　　读书精神、科学与人文精神、城市精神

　　读书精神熔炼读书之志、读书之勤、读书之乐、读书之法，读书精神使读者在读书实践中引人入胜、登堂入室。读书精神是读书意志、读书诚信、读书神态、读书风采的集成。读书要有“专心致志的精神”。陈毅说过：古时候的大学问家在学习上都是有这种专心致志的精神的。孔夫子读书“发奋忘食”，董仲舒“三年不窥园”，达摩祖师“面壁九年”，我们要学习他们这种求学问的精神。“专心致志”的精神保持读书的良好状态，引发气贯如虹的读书气势，激励览读群书的动态推进，迎来读书的持续效应。读者要“在真实的精神中读真实的书”。美国梭罗在《人生金言随笔》中说到：读得好书，就是说，在真实的精神中读真实的书，是一种崇高的训练，这花费一个人的力气，超过举世公认的种种训练。这需要一种训练，像竞技家必须经受的一样，要不变初衷，终身努力。“在真实的精神中读真实的书”，以“崇高的训练”作为终身的努力，无疑有助于不断地在书海中博览、进取。追求读书精神者必然探索“读书境界”。《琦君散文》中说到：清代名士张心斋说：“少年读书，如隙中窥月。中年读书，如庭中赏月。老年读书，如台上望月。”把三种不同境界，比喻得非常有情趣。隙中窥月，充满了好奇心，迫切希望领略月下世界的整体景象。庭中赏月，则胸中自有尺度，与中天明月，有一份莫逆于心的知己之感。台上望月，则由入乎其中，而出乎其外，以客观的心怀，明流的慧眼，透视人生景象。无论是赞叹，是欣赏，都是一份安详的享受了。尽管这些书话妙语见仁见智，却道出了“读书境界”的层次性和提高“读书境界”的重要性。

　　在读书实践中要弘扬读书精神，就要养育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博览群书，精读深研，有益于人对自然界的客观存在性的探求以及自然规律的揭示，科学精神的导引以事实性指向为主，求真，求实，求规律。遨游书海，驰骋书林，有利于人对自身存在的合理性的探索以及生存理论的研究，人文精神的导引以价值性指向为主，求真，求善，求美。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以科学知识和人文知识为基础，以大量的积累、实践、提升和发展为过程，以合逻辑性和合目的性的辩证统一为贯通纽带。从某种意义上说，知识、获知能力乃至科学精神，归根到底都要被人文精神所统摄。中国的文化艺术精神和人文精神的凝聚和精气神密切相关，在读书实践中“聚精会神”、“养气升格”，追求剑胆琴文，务实进取，励精图治，坚毅不屈，可以进一步养育读书精神，提升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

　　对于现代城市人来说，读书精神的磨砺和城市精神的塑造浑然一体。人生是本大书，社会是本大书，城市是本大书，若把阅读书籍与阅读人生、阅读社会、阅读城市巧妙地结合起来，可以大大拓展阅读空间；如把读书精神的激励与城市精神的弘扬联系起来，可以有效地提高“精神能级。”上海城市精神是“以海纳百川而服务全国，在艰苦奋斗中追求卓越。”上海城市从闭锁到开放，引发出上海人的开放精神；城市在反思中感奋，催生出上海人的进取精神；城市从全球视野中形成自己的独特的文明个性，滋养着上海人的创新精神；城市从敢为天下先的开拓中，激发了上海人的竞争精神；城市从各路人才的汇聚闯荡中海纳百川，孕育着上海人的宽容精神……世纪之交令人瞩目的上海城市的巨变，为新时代上海城市精神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历史文物读物把上海城市的记忆回溯到曾经被这块土地承载过的6000年前的马家浜文化、5000年前的崧泽文化、4000年前的良渚文化、3700年前的马桥文化；提醒读者上海是民族工业的摇篮、革命风云的集聚地、优秀近现代建筑的凸显地，在这里，文化名人曾以各种方式、各种途径逗留过，带来了难以磨灭的神韵。上一世纪20年代，英国著名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罗素，美国教育家门罗，世界著名物理学家爱因斯坦，俄国诗人、著名世界语作家爱罗先珂，印度著名诗人、哲学家泰戈尔等都先后访问上海，进行演讲、讲学等文化活动，促进了中外文化交流。如果我们把名人逗留之处、寓居之所挂牌纪念，那么，在上海的大街小巷会出现多姿多彩的人文景观，从另一文化侧面反映城市精神的“海纳百川”。上海坚持开创性、坚韧性和操作性，努力把城市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和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之一，让文化建设处于较高的品位和立意，积极促进文化创新机制的形成，整合发展城市雕塑，积极扶持文化创意产业群建设，加快文化艺术人才的培养。上海是本偌大的书，上海城市发展续写着上海这本大书。解读上海，曾诞生了茅盾的《子夜》、周而复的《上海的早晨》；解读正在巨变的21世纪的上海，也必然会催生城市的史诗和传世的文学作品。从这个意义上说，是城市精神孕育了大书的著述，而读书精神的升华又对市民综合素质的提高和对城市精神的进一步塑造予以反哺，对民族文化、民族精神的弘扬起了不可低估的正反馈作用。

　　读书方法、科学方法、思维方式

　　读书方法从“无法”而来，又向新的“无法”而去；读书“循法”从“不据法”而来，又向新的“不唯法”而去。但是，对于读书人来说，读书方法总是自觉、不自觉地伴随着读书实践：借鉴古人的读书方法，学习他人的读书方法，了解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读书方法，总结探索自己的读书方法，创法拓展，不拘一法，相互取法，以法增效。在跨学科、大文化和文化大背景下自觉舒展知识链，可以倡导系列组合读书法和网络滚动读书法。借助于全息摄影术，可以把自己的阅读空间从具体的阅读对象中扩展延伸，进行全息式知识补充、视角调整、方式铺垫，此谓全息读书法。对于特定的研究对象，择书而读，读中有研，研中复读，有序进逼，灵性驱动，此谓追踪研究读书法。有些读书方法，看似简单明了，但坚持运用，持之以恒，却受益无穷。如联系实际读书法，即根据研究课题的滚动，周期性地进行阅读准备和带着理论难点重点阅读，为研而读，以学助研，以研带读，释疑解惑。在从事电子计算机和设计工作的年代里，我白天沉醉于线路、集成块、程序设计，晚上则伏案苦读，亢奋于理论探索，写出了《电脑与人脑》、《电子计算机发展的哲学意义》、《电子计算机敲开了社会科学的大门》……在上海社会科学院的十七八个春秋，我开始了对于学科王国的整体探索，在时间学、空间学、学科学、新学科学和新学科史学等学术领域编织起密集的学术经纬，在科学方法论领域亦喜有收获，专著《学科学导论——学科发展的理论探索》、《时间学》、《生活中的时间学》、《现代生活中的矛盾旋律》和《生活中的色彩学》等便是这一时期的理论思考。在上海图书馆担任管理工作以后，学术领域有了新的延伸，撰写了《“信息高速公路”的全球化竞争、跨学科研究与对策性探索》、《振兴信息市场对策论》、《当代新学科新方法与上海图情新馆所建设》、《“国内一流、世界先进”的内涵及其科学指标体系——关于上海图情新馆所的战略思考》、《以科学管理方法营造跨世纪的新馆》等系列论文。到上海市文管委和上海博物馆工作以后，管理工作虽然快节奏地推进，仍然不忘理论耕耘、学术建构，读书实践和理论思考有效增加了管理工作的自觉性。在这段时间里，撰写了《关于上海博物馆藏历代花鸟画精品的理论思考》、《关于上海博物馆馆藏历代山水画精品的理论探索》、《城市的文化风骨——上海文明史探源》、《在学术研究中不断探索科学方法》等，联系每次大展，都积极撰文，先后发表了《向古埃及文明敞开襟怀》、《甲骨风云与文化之谜》、《阅读草原文明》、《远峰苍苍话弘一》等；在“晋唐宋元书画国宝展”期间，发表了《千年丹青》、《百代法书》、《新世纪申城的“文化轰动”》、《浩荡汇聚的千年遗珍》、《经典的晋唐宋元书画》和《晋唐宋元画论的实践依托》等论文和文章，《百代法书》被收入上海市高中二年级语文教材；在《淳化阁帖》最善本回归、举办大展大赛大讲坛期间，撰写了《帖学盛事》等文。在进入上海市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担任管理工作以后，又积极进行上海城市文化艺术的理论思考，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确立了新的理论课题。联系实际读书法有效地激活了学术思绪，以实践引发理论，以理论深化实践，既提高了管理水平，又在管理实践中放飞了理论思维，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读书方法受到科学方法和思维方式的导引。从层次结构上说，从技法到方法、论方法、方法论和思维方式、哲学，依次递进，构成系统。方法是在任何一个领域中的行为方式，是用来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的总和。科学方法是在正确理论指导下，评价、选择科学成就和发展科学理论的途径、手段、工具和方式。把读书方法置于科学方法的整体结构之中加以梳理、探索，在科学方法和思维方式，乃至哲学的层面上总结读书方法，升华读书方法，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和较高的逻辑起点。在科学方法和科学方法论的理论牵引下，读书方法已上升为方法论的思考。

　　读书方法、科学方法和思维方式的协同、统一，会形成一些新的综合读书法，会在读书实践中讲究时间艺术与空间艺术的有机组合。一天，我正在读一本有关系统论的书，读得时间长了，合卷稍作休息。猛一回头，并排而立的几个大书橱映入眼帘，刚经分类的一本本图书整整齐齐地竖立在那里。顿时，灵感萌生：把一个书橱的书看成一本专业辞典如何？把几个书橱当作一本综合辞典如何？进而让思绪从区区小屋跳出去，步入堂堂正正的图书馆大楼，把整个图书馆藏书视为一本巨型的百科大辞典又如何？从此以后，我果真把自己的藏书作为一本百科全书来用了。分门别类，慢慢补缺，急用先补，不断更新。新买的书放到了特定的位置上，就像为这本百科全书新增了篇幅；一个课题搞完了，下一个课题动笔以前，先调整一下书籍空间结构，又像是对这百科全书进行了改版。书籍用起来得心应手了。究其所以，正是在读书的空间意识方面开了窍。以后，我又从读书客体的排列空间联想到读书主体的知识空间，自觉地调整和改善自己的知识结构。至于时间艺术在读书实践中的运用，有“快速阅读法”、“时间效应法”、“时间追踪法”的探索等等，其乐与其效并举。当然，时空一体，在读书实践中，时间艺术与空间艺术对于读书方法、科学方法和思维方式的整合有多重思维落点和“落地”途径。

　　在波澜壮阔的读书实践中，读书精神和读书方法已成为题中应有之义。读书实践在读书精神和读书方法的引领下日见深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