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9日上午，在四川省德阳市工商局，一个手持双枪的歹徒开枪伤人后劫车潜逃，最终被警方合围，举枪自尽。从歹徒周俊留下的日记来看，他在公务员考试时成绩排在第一却被别人挤掉；在印刷厂工作时因为自己的平民身份得到不公平的待遇，想争取一下自己吃新鲜菜的“权利”却因受辱打架而被开除。他对自己遭遇的一系列“不公”长期痛苦，可又无法释放，警方推断其犯罪动机是对社会的极端仇视，此番行为极可能是伺机报复。（《中国青年报》5月20日）
因为自身的痛苦无法释放就采取极端的手段报复社会，侵害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为社会公理和法律所不容。但从这个极端事例来看，我们应该意识到社会的不公已经给社会带来了伤害。如果说潜规则的力量暂时是难以根除的，但我们至少应该尽力让这种不公所带来的伤害能够减小或消解，不应让它演变成对社会的仇恨。
首先，应该充分估计到社会的转型可能引发诸多的社会矛盾和不公。在法制还不健全、社会透明度还不够的情况下，这种矛盾背后带来的不公，对个人和家庭来说就是利益攸关的大事。中央提出群众利益无小事，就是要求地方政府必须关注老百姓的切身利益，关心老百姓的公平和正义是不是可以实现。只有公平和正义可以实现，人们才会感受到真实的平等和幸福。所以，我们应正视现实存在的某些不公，而且要尽可能地缩小和去除这种不公，这是政府本身的责任。
其次，在减少不公的同时，我们应该建立一套高效和负责的申诉救济机制。最初的公平没有能够实现，人们往往会寄希望于下一次，希望有一个平等的竞争机会，通过自己的努力以实现自己心中的公正。但是如果一个人屡次对公平失望，他就很难建立起对社会的信任了。此时唯一能够挽回信任的就是申诉救济机制。在周俊的事例里，他以第一名的成绩通过了公务员考试，可是名额却被一个干部子弟顶替了。他申诉了，可“怎么申诉都没有用”。这种申诉救济机制的缺位和无能，实际上又给受害人的伤口撒了一把盐。权利依赖于救济，公正的实现也依赖于救济。人们通常说，“还我一个公道”，正是渴望救济机制能够发挥作用，保障公平和正义的实现。
再次，社会应该关注“不公”现象，建立一种受害者情感的宣泄渠道，并给予关心、疏导和帮助。周俊由一个值得同情的受害者变成一个仇恨社会、危害社会的歹人，尽管他触犯了国家刑法，但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在其情感和心理受到严重挫折，对社会不满怀恨在心的过程中，社会对此也是漠视的。他的心理调节出了问题，走上了极端的道路，但说到底是他沉积多年的心理压力无处释放。如果他的家人能够给他合理的劝说，或者引导他走向别的路，他就不会“太偏激”；如果社会（如当地的亲友邻居、居委会或政府）能够及早发现苗头，给他一定的关心和疏导，他也不会走上绝路。一个人的自我心理调节通常深刻地受到生活环境影响，对怨气的关心、疏导得越早，效果就会越好。
我们的目标在于努力破除潜规则，建立一个公正、透明和开放的社会。但是就目前来说，我们应该努力减少不公，并谨防因为不公的累积而演变成对社会的仇恨。
因为当不公一旦变成仇恨，也就变成了正义与和谐的敌人了。
□赵华军（中国社会科学院硕士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