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在线：如何看待贫富悬殊和贫富对立

　　随着基尼系数的节节攀升，“贫富悬殊”、“贫富对立”日益成为社会的热门话题和无法回避、绕开并产生巨大影响的社会问题。

　　在这里，我想谈谈对上述问题的看法。

　　一、贫富差距是社会发展的动力

　　“均贫富”一直是中国下层人民的梦想。不能说这个愿望有什么不对。但它就像人人都希望中500万大奖一样，期望是一回事，能不能实现又是一回事。

　　原始共产主义时期，由于生产力极其低下，人们只有共同劳动才能生存，因而没有私有财产，于是也就不存在贫富差距。将来到了共产主义，整个社会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当然也不会有贫富差距。但是前者虽然公平，却又有谁愿意回到那茹毛饮血的蛮荒时代？后者虽然是我们为之奋斗的理想，可惜实在太遥远了，根本不可能在今天成为现实。

　　既然“均贫富”在当前根本不可能，那么承认贫富差距的存在不仅是现实的需要，而且还要承认它还是社会发展的动力。追求富裕，追求更美好、更富足的生活既是每个人不可剥夺的权利，也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对财富的追求事实上把每一个人的潜能都发挥到了极致。中国改革开放前后经济发展巨大的对比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市场经济是一把双剑，它在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同时，由于每个人的主、客观条件不一样，也必然造成贫富差距。我们不能为了避免贫富差距而人为地牺牲效率，牺牲经济的发展。

　　二、对财富的获取必须遵守“游戏规则”

　　竞技体育最吸引人的地方，也是它最残酷的地方，就是既有胜利者的荣耀，也有失败者的眼泪。竞技体育不会同情弱者。但是竞技体育必须遵循以下基本原则：

　　1、 必须有科学、严密的“游戏规则”；

　　2、 必须有裁判来执行这些规则；

　　3、 裁判不能下场踢球，即要当裁判就不能踢球，要踢

　　球就不能当裁判；

　　4、 裁判执法必须规则面前人人平等。

　　西方的市场经济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其“游戏规则”已经到了非常严密的程度，任何人要想通过违反规则致富都是绝对不可能的。人们可以容忍比尔·盖茨与下层贫民其财产方面的巨大差距，认为这是很正常的事；但绝对不能允许有任何违规致富的人和事存在。

　　可惜在我们这里，情况就太不一样了。我们长时期以来都是实行的计划经济加大锅饭。当二十多年前我们仓促地从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的时候，这种转轨在极短的时间里就成了现实，可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却并没有与之相应地建立起来，这就给许多人违法或合法但不合理致富留了巨大的操作空间。这里试举几例：

　　1985年至80年代末，一些人利用当时的价格双轨制，通过“计划内”倒“计划外”而暴富。

　　1987至1992年的土地投机。那时土地的供给实行的是审批制而不是拍卖制。谁能从某官员那里搞到一块地皮，转手间倒出去就立马可以成为百万富翁。

　　90年代中后期出现的所谓ＭＢＯ。一些人借国企改制之机化公为私，制造了赢家通吃、输家皆失的零和局面。在造成大量国家资产流失的同进，也造就了大批亿万富翁。

　　在中国，“煤老板”总是与矿难连在一起的。昨天我从一本资料上看到，山西的煤老板最要紧的不是如何搞好生产，而是如何把官员“搞掂”。只要能从官员手中批到一块矿源，一年就能收回全部投资，以后每年滚滚而来的就是纯利了。

　　在中国，还有大量的垄断企业。这些企业利用自己的垄断地位攫取垄断利益。一个刚从技校毕业不久的学生其薪酬就可以达到荒唐的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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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富人富得是如此离奇，以至于2004年河北省还发了一个赦免富人原罪的“一号文件”。这可真是世界少有的奇观。

　　说到这里，我们可以明白中国人为什么“仇富”了。其实中国人仇恨并非富人，而是掠夺。

　　中华民族是一个宽厚的民族。中国人并不仇富，只是要求富人富得理直气壮，穷人穷得心服口服。

　　三、贫富差距必须限制在一定范围内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绝对不应是我们追求的社会。

　　如今有一个人们耳熟能详的说法，叫做“马太效应”。它是说差距一旦形成，其趋势将是强者更强，弱者更弱。对财富的追求也是如此。致富不仅需要勤劳，更需要勤劳以外的诸多条件，如资本、知识、庞大的社会关系网等。你越是富有，你的资本就越雄厚，你的社会关系网就越庞大，你的知识就越丰富，你就越能在商海中得心应手，游刃有余。于是社会财富越来越向少数人集中。你要是没有这些条件只会苦吃死做，那么你只能成为一个打工仔而不能成为富翁。更可怕的是，富人的后代由于具有良好的受教育条件和父辈庞大的资本和社会关系，可以很自然地进入上流社会；而穷人的子女大多不可能完成高等教育，也没有从父辈那里继承下来的资本和社会关系网，因而他们最终的命运多是“子承父业”，继续为富人打工。于是这就应了那句中国的老话：“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其结果是不仅财富世袭，而且贫穷也是世袭。

　　让贫穷和财富世袭下去不仅不公平，而且由于富人的子女一生下业就处于社会的金字塔的顶部，他们难以经受风雨的磨练，很可能最终只能成为一批纨绔子弟，难以具有上一代那种拚搏奋进的精神。这对国家对社会来说都不是幸事。

　　不仅如此，贫富差距一旦超过了社会所能承受的极限，当活着比死亡更难以忍受的时候，谁能保证社会不再出现马加爵、王斌余那样的人？

　　结论自然是：贫富差距必须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不能无限制地扩大。

　　四、社会要为控制贫富差距有所行动

　　如前所述，过度的贫富差距对富人和他们的后代、对穷人和他们的后代以及对社会都非幸事。但若对贫富差距不加控制，又必然会产生“马太效应”，贫富差距将会越拉越大。为此社会应当为控制贫富差距采取有效措施。

　　事实上，政府利用行政的力量调节贫富差距是世界通用的惯例，而这种调节方式最常用的，一是税收，二是富人的慈善事业。

　　全世界福利最高的地区是北欧。北欧人在有职业时都要交纳很高的赋税，越是富有交税越多；而一旦失去工作则享受由政府提供的很高的福利。他们的福利是如此之高，以至于失业时与在职时差别并不是很大。这些国家因为人们没有后顾之忧，社会极为安定，而高税收高福利的政策也没有造成大量的懒汉。

　　在美国，我们都知道共和党竞选主张一直是减税。谁享受由减税带来的好处？当然是承担了主要纳税义务的富人；谁承担了因减税而造成的福利降低的损失？当然是穷人。所以共和党被称为“富人的党”。反过来，民主党的竞选纲领一直是增税。谁享受由增税后带来的福利的增加？当然是穷人；而谁因增税而要多交税？当然是富人。所以在美国，民主党被称为“穷人的党”。但不管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用税收来调节社会贫富差异则是没有区别的。他们的差异仅是增税和减税的幅度的不同。

　　在我国，却是另一回事了。本来富人即使不须为调节社会贫富差距，仅是他们更多地占用了社会资源也应多交税。如穷人的双脚和富人的

　　可惜的是，在我国工薪阶层一直是纳税的主力。用税收来调节社会贫富差距还根本谈不上。

　　除了利用税收的杠杆来调节社会收入差距外，一个健全的社会还应有广泛的慈善活动。在这方面，美国的比尔·盖茨可以说为全世界的富人做出了榜样。比尔为慈善事业损出的金钱在全世界首屈一指，而且他还留下遗嘱，死后把他财产的主要部分也要捐给慈善事业。但在中国，我们看到的却是另一种情景。今天早上我在中央台看到了一则报导，社会为一位带着两个严重残疾子女的母亲展开了募捐活动，而响应募捐并捐出自己一点微薄的收入的，全是贫苦的工薪阶层，甚至很多捐助者自己都是残疾人。

　　在中国，富人肯为慈善事业捐款还是具有很高价值的新闻，慈善事业的主力仍是工薪阶层。

　　富人拒绝为慈善事业捐款是他们自己的权利。但是我们在网上却不断见到有人发表文章咒骂慈善事业，这些极端仇视工农大众的人号召富人拒绝为慈善事业捐赠。这实在让人叹息中外富人处理金钱的观点的不同。

　　当前中国解决贫富差距的主要手段仍是“扶贫”。“扶贫”无疑是正确的。但除此而外，利用税收杠杆调节贫富差距和开展社会慈善事业不知是否可行？

　　当前中国正在建设一个和谐的社会。解决贫富差距和贫富对立，是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