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某人廉价，多半是讥讽；说某政府廉价，官员千万莫生气：非但没有贬损之意，反倒算是一种褒奖———“豪华政府”、“富贵政府”才是嘲讽。抚慰了某些人的情绪，咱再看下面一条消息。
6月3日，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在一次演讲中，再发率真之语：“中国不仅要建立一个廉洁政府，还要建立一个廉价的政府，政府成本太高，就是再廉洁也是浪费纳税人的
钱。”(6月4日《新京报》)
坦率讲，这话算不得“惊人新语”，早在百多年前马克思、恩格斯便提出过“廉价政府”主张，而近来坊间也常闻此声。但李金华此话一出，还是旋即占领了各大新闻网站重要位置———窃以为，非因观点“新”，而在于大家对“廉价政府”的期待。
政府的运作开支可以归纳为两类：自身的花费、替国民的花费。资料显示，从1978年至2003年的25年间，中国行政管理费用增长87倍，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由4.71%上升到19.03%。“中国是全世界行政成本最高的国家”———说这话的不是某个“愤青”网民，而是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杜刚建。杜教授的话准不准确另论，但在一个以廉价劳动力著称的国家，这样一个“嫌疑”本身就是一大尴尬。
李金华说，官员每人应有多少办公面积，掌握多少现代办公工具，都应该有标准。可现在，不要说这些，比其更庞大的事也常没个准。一段时间来，有人称“中国官员公车每年消费7000亿”，有人称“没那么多，公车消费和公款吃喝加到一起有6000亿”……等等传言，皆无定论回应。数额高达数千亿元都可成为“糊涂账”，又如何衡定某某长办公桌上的电话价值几何？
政府的价值，在于以其独特地位，运用远低于民间和企业机构的成本，来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而一个政府是否廉价，不单是看政府花掉多少钱，还要看把钱花在哪里，办了哪些实事，效果如何。一个部门一年下来，除了发工资奖金，搞几件“面子上的事”，老百姓无从获益，那即便把运行经费从1000万省到600万，说到天上也算不上“廉价政府”。
建立这样一个“廉价政府”，并非有人抱怨的那样“老虎吃天”、“积重难返”，下决心启动“廉价”，可能并不始自宏伟周密的精简计划。釜底抽薪的一步，是从制度上扩大政府信息的透明化，让政府的运行见到更多的“阳光”。
李金华告诉我们，中央转移支付有一半以上没有纳入地方财政预算。这一点李先生不说，我们多数纳税人是不知晓的；即便想知道，也没那么容易。湖南的农民纳税人起诉财政局违法购车，财政局长先生曾说了一句特没有水平却特实在的话：如果每个人都起诉，那岂不是给购车的单位带来很多的麻烦？
或许，人人都去查查政府的运行成本难以实现，但中国的政治体制，是讲“代表”机制的。各级人大除了在每年人大会上，听取一些基本的宏观数字，更需要通过协调，对政府各机构的运行加强细化监督，并用制度保证、媒体等帮助民众实现监督的最大化——老百姓想了解点政府信息如同窃取机密一样难，必然导致执政成本的越发“无底洞”。因此，一个“廉价政府”的建立，将起步于“廉价阳光”的普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