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鲁大地是孔孟两大圣人的故乡，这个地方的忍受忠孝之道的影响可能比别的地方更深。《法制早报》报道，近日济南有一位叫王静的女大学生，赴京向中纪委举报父亲包养情妇，对其大义灭亲之举，我不禁发问:忠乎？孝乎？
我想用当下的主流价值观来分析王静的行为，其“忠”完全够格，因为她检举了一个丧失共产党员立场，受到腐朽思想侵蚀、没有树立正确荣辱观的官员，她忠于的是国家，
是政府，有关部门应该给她发一面“反腐标兵”的大锦旗才对。而她的行为是否符合“孝道”，则惹起了争议，她自己说举报父亲是要父亲改正错误，似乎是为父亲的晚节着想，和“孝”沾了点边，而网络上多数人对其行为是否定的。
约2000年前的西汉，离王妹妹所在济南不远的地方临淄，也有一个和王静年龄差不多的少女缇萦，她的父亲给人治病发生医疗事故，被人告官判了肉刑(割鼻、断足等惨无人道的刑罚)。缇萦也和王静一样不远千里进京上书，当然她的上书不是要求朝廷依法办事惩治父亲，而是要替父去受刑。汉代以孝治天下，汉文帝一看这位民女的上书，深受感动，不但赦免了缇萦的父亲，而且废除了肉刑。
对比缇萦，当然不能说王静就是不孝之女，我相信王静在苦劝父亲无效后，进京举报时，内心充溢着和缇萦类似的崇高感、悲壮感，她也许真的以为自己这样做既挽救了父亲，又维护了公义。
王静的行为是值得称赞与提倡的大公无私之举吗？其实这个问题在比缇萦更早的春秋时代就解决了，两位妹妹的圣人同乡孔子，听说楚国有人偷了一只羊，他的儿子去告官，别人赞扬这位做儿子的正直公道。孔子说，在我们鲁国，“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这种亲亲相隐的原则，在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里都得以遵循，没有哪个王朝鼓励儿女去告发父亲，因为这样便破坏了维系整个社会最重要的纲常伦理。纲常伦理当然有不合时宜的地方，但有些原则依然有跨时代的价值。比如家庭这个社会的细胞，不应该受到公共权力和官方价值观更多的干涉，如果宣扬一个公众人物比你的父母还要亲，一种公共道德可以凌驾于亲情之上，那就令人担忧了。公权力如果用自己的标准来调整家庭关系，那么传统的家庭秩序可能被打破，“细胞”被毒化，整个社会躯体还能健康吗？
我以为可担忧的不是王静这种大义灭亲的行为，而是她认为自己的行为充满正当性，也就是说，她认为这样做于公于私都有好处。这种想法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有其历史脉络和现实基础。曾几何时，我们的社会充斥着“亲不亲，路线分”的论调，在阶级斗争这种泛政治意识的强力干预下，家庭不成其为家庭而变为战场，夫妻相互告发、父子反目成仇不是什么新鲜事，连一位博学多才的女学者，也曾在“反右”时揭露自己的丈夫——另一位博学鸿儒。参加过“一二·九运动”的赵俪生教授在回忆录中说道，他在清华的一位同学，在山西主持土地革命时，自己做大地主的父亲被人用铁丝串鼻，在台下接受批斗，而他高高地坐在主席台上。
这类使家庭关系变得畸形的做法，后来得到了纠正，不过统统打上“极左思潮”的标签就完事，并没有得到深入的反思。一个几千年不遗余力提倡纲常伦理、维护家庭秩序的民族，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何以毒化成那样子？反思不深必然导致祛除不力，潜在的毒素会在一定的时候发芽，当然不以阶级斗争的面目而以公道正义之类的脸谱出现。比如说，有纪检监察部门联合学校，让家长是官员的学生做反腐倡廉的小志愿者，在家里监督家长是否收受贿赂。这实际是让孩子把父母看成有可能违法的嫌疑者监视起来，而这种不信任只能是公民对政府，而不应存在于家长孩子之间。父母的形象一旦受到深深的怀疑，孩子将在一种什么样的心态下长大成人？
我们不必太指责王静，只是要提醒这位还很年轻的女孩，你这样做不仅伤了父亲的心——他的错误并不能因此而丧失一个父亲的资格，而且破坏了世上一种最朴素也最宝贵的东西。等你长大了，多读书多思考，你会认识到人世间有比人订立出来的规矩还要重要的规则，就像古希腊女孩安提戈尼那样，她不顾国王的命令为自己的弟弟收尸，因为她认为自有“天条”比国王的律法更值得遵循。(作者系《法制日报》记者)
来源：南方报业集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