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林：犯了众怒的垄断还能挺立多久

　　曹林

　　世界杯是6月当之无愧的主角，可它毕竟只是一种非常态的体育文化现象，相比之下，倒是公众与垄断的对抗更值得关注。

　　可以说，垄断近半年来不断处于公众讨伐的风口浪尖，可没有哪个月像本月这样集

中对垄断展开讨伐：从“垄断行业收入高于其他行业10倍”到“发电成本省1400亿元反要消费者多掏1600亿元”，从“抗议删除反行政垄断条款”到“92.7％公众对反垄断充满期待”，社会对垄断的批判史无前例地集中、严厉、深刻和缺乏耐心，电力、电信、石油、铁路、医疗、教育，这些垄断或带着垄断性质的行业一个个被推上了舆论审判台。

　　垄断何以如此集中地成为公众讨伐的中心，公众的反垄断热情又何以如此高涨？这表明中国社会许多年来对垄断的容忍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公众许多年来对垄断积压的不满也到了一个爆发点。

　　其原因首先在于反垄断立法这个背景对公众的刺激。立法意味着一种针锋相对的利益决断，公众意识到，如果此时不再表明对垄断的鲜明立场和忍无可忍的姿态，在垄断既得利益集团的操纵下，《反垄断法》很可能继续为垄断留下很大的生存空间和利益空间。一旦垄断身份和垄断利益得到法理性的确认和法条的支撑，公众在日常经济生活中再反垄断就会非常艰难，行政垄断就会更加肆无忌惮。因为缺乏对反垄断立法的直接参与权，公众是想通过这种“不能再忍”的激烈态度，在立法外围对反垄断立法者施加一种舆论压力和道义影响。可能正是在这种外围压力下，曾被传言可能搁置的法案草案才顺利进入了人大审议程序，被删除的反行政垄断条款最终重新出现在草案中。

　　然后，问题可能出在特定的改革时期。中国改革业已从最初人人受益的增量改革时期，逐渐迈进了损益划分日渐明显的存量改革阶段。在增量改革时期，贫富分化还不是太明显，垄断行业员工多拿点儿工资多分点儿福利，差距表现得不是太明显，公众对分配不公有较大容忍度。可在存量改革阶段，损益划分日渐明显，人人都在与身边的人进行比较，改革让自己得到了什么失去了什么，改革让自己与身边的人有了多大的差距。这时候，垄断体制所包含的分配不公，越来越明显地凸显出来，在贫富差距拉大的现实下显得越来越刺眼。凭什么“垄断行业收入高于其他行业10倍”？这不是不公是什么？

　　原先，垄断行业常常披着一层具有欺骗性的面纱：垄断企业都是国有企业，它是国家的，更是人民的，它所获得的盈利都是为人民谋利益，为社会作贡献。随着市场意识形态的启蒙，这套说辞越来越失去说服力。

　　公众看到，一方面，这些垄断企业竟然不与国家分红；另一方面，这些企业的高利润并没有回归人民，很大一部分以高层高薪、员工高福利高收入的形式在行业内部被瓜分了。此时，忍受着垄断行业一次次以“公益”名义涨价的老百姓，如何对垄断还有半点好感和忍耐力？

　　而且，随着这些垄断行业“伪市场化”的推进，垄断对公众的日常生活带来越来越大的影响。从电到水，从电信到石油，从邮政到航空，人们可以清楚地感受到自己的日常经济生活被垄断的控制，甚至能看到自己腰包的每一分钱是如何通过涨价流到垄断链条中去的——“伪市场化”下垄断越来越显化，公众当然难以容忍。

　　改革大势之下，一些垄断行业意识到市场化大势所趋，垄断利润没有多长时间——正因为有这种“时日无多”的感觉，他们会变本加厉地利用垄断身份进行最后的疯狂套利，享受最后的晚餐，由此加剧了公众的反感和反抗。

　　关于中国社会当前主要矛盾的判断，学者杨鹏的论述最经典：原来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即私人品的匮乏，如今已转变为公众日益增长的公共品需求同公共品供给短缺低效之间的矛盾，即公共品的匮乏。可公共品供给为何短缺和低效呢？问题正出在垄断身上。中国目前绝大多数公共品的供给都带着浓厚的垄断色彩，是垄断造成了公共品供给的低效率和短缺。比如，看病为什么贵啊，表面上是市场化，实质是垄断，医疗资源处于行政垄断之下，政府与公益医院的利益纠缠不清。“上不起学”也源于这种体制性的资源垄断，住房、交通、电力、石油等莫不如此。社会已在潜意识中形成这样的共识：让垄断体制支配中国公共品的供给，既无公平更无效率，只有破除垄断，公共品匮乏这个最大的矛盾才会得到解决。

　　公众与垄断的对抗，考验着正在审议程序中的《反垄断法》草案，是尊重市场经济和公众意志，还是向垄断既得利益者妥协？也考验着垄断行业，是在人民的唾沫星子中厚着脸皮继续垄断，还是顺应市场大潮改革大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