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大可：转型社会的哄客意志

　　在“精神变态”的虐猫者之后，网民们又一致对据称勾引了某网友妻子的“第三者”铜须展开揭私讨伐——然而，任何剥夺个人自由的民主，都是非正义的民主

　　文/朱大可

　　民众利用互联网获得了话语权，这是一个值得欢呼的伟大事件。上亿网民的加入，

为中国公共言论平台的建构，奠定了强大的算术基础。但点击率基数不仅是一种数字游戏，而且意味着这种广阔的哄客意志，正在成为影响转型社会的微妙力量。

　　另一方面，互联网的双刃剑效应，也已逐渐浮出水面。网络哄客以道德正义的名义，无情地围剿各类大小人物。从章子怡式的电影明星、“精神变态”的虐猫者、到铜须式的“第三者”，都已成为广大哄客的“公敌”，而那些更为重大的社会话题，却遭到了严重忽略。互联网洋溢着浓烈的后文革意识形态气氛，而其特征就是文革式叙事(一个中心)，外加泛道德主义和泛民族主义(两个基本点)。

　　据说“罪犯”铜须的“恶劣态度”，是点燃网民怒火的最大根源，而只要回溯历史就不难发现，以态度入罪，曾是中国司法的一大特色。文革期间到处张贴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标语，以后延伸为审讯室的主要标识。基于所谓“态度罪”的违宪和违法，随着法制理念的更新，这种审案方式已被公安司法系统所置弃，但它却在某些哄客身上得到了传承。毫无疑问，哄客并未掌握最新的法理工具，而是握住了一件生锈的专制主义兵器。

　　把铜须事件当作网络民主的正义表达，更是一种常识性的谬误。民主必须以保障每个人的自由为逻辑前提，而每个人的自由，又必须建立在不侵害他人自由的基础上，这种连锁逻辑，才是建构现代社会的价值基石。任何剥夺个人自由的民主，都是非正义的民主，并且必然会制造出民主的敌人。文革就是“大民主”的反面例证。

　　少数中国哄客也激烈反对《纽约时报》和《国际先驱论坛报》的批评。这种对国际舆论的畏惧，正是狭隘民族主义的情感反应。有哄客宣称，中国人有自己独特的道德标准。但是既然我们坚信人性和人权是普世的，那么衡量人性的伦理标准，就应当是全人类和全球化的。在我看来，建立这种普世的价值理念，接受国际社会的监督，才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精神前提。

　　匿名注册和匿名上网，有加剧话语权滥用及其道德失控的嫌疑，有网友据此再度提出废除匿名制的动议。但这却是一个矫枉过正的危险信号。匿名制是维系网络民主的命脉，解决网络话语暴力问题，绝不能拿匿名制开刀，而是应当从网站管理入手，因为那些大型商业网站，才是大多数网络起哄事件的幕后操手。

　　为了提高点击率和广告收入，一些商业网站组织炒作团，精心制造事端，煽动网民投入，哄炒(批判或赞美)被选中的互联网个体，甚至在网页点击数字上进行技术造假，这是许多重大互联网事件的主要成因。正如电视业流行“唯收视率”那样，商业网站面对强大的市场挑战，把“点击率”当作考核员工业绩的尺度，迫使许多从业人员放弃基本的管理规范。在我看来，只有放弃这种点击率至上的运营策略，网管才敢于向违规网民说“不”，并制止网络话语暴力的滋生，保障互联网的健康生长。

　　我们既要坚定地捍卫匿名制和网络言路自由，又必须指明互联网言论的偏差，以确保这种自由不会被人以“恶弊”的名义收回。是的，愤怒、宣泄、力必多的转移、以及在道德崩溃状态下对维系道德的无限渴望，这些都已成为附加于互联网的美妙功能。对于这种临时的、过渡的、转型期的哄客心态，理应给予必要的理解。我甚至认为，互联网作为超级诊疗室的功能，必须长期保留下去。但我还是满含着这样一种企望：哄客的社会关注焦点，应从小人物的道德事端上移开，投向更为重要的领域，对这些重要领域，理性地喊出自己的宏大声音。而这才是举起未来中国的正确支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