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国家统计局局长邱晓华在中国国情论坛上说，不能将提升消费的期待全部寄托于收入的提升，更要关注非收入因素，要致力于增强居民个人消费安全感和消费信心。万事达卡国际组织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相比同样收入国家，非收入因素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中国的消费。报告称，非收入因素的改善将使得中国国民的消费水平增长40%以上（7月2日《北京青年报》）。
居民非收入因素是什么？为什么居民非收入因素的改善能提高国民的消费水平？
其实，在一般社会公众眼里，非收入因素就是指居民在自已国度内以公民身份所能享受的社会福利保障。基本内容应该有满足居民基本生活需要的住房、医疗、教育等方面的社会公共福利。而在现代社会中，由于这些“非收入因素”是保证每个人基本生存的社会条件，因而其在性质上属于社会公共产品，应该是由政府提供，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社会公共福利水平与政府相关的行政取向。
在我国，虽然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多年时间里，国民经济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居民收入也同样有了较大程度的提高。可同时，贫富差别还在拉大，城乡、东西差别也还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善。加上社会体制与行政追求方面的弊病迟迟不能得到改进，所以在社会发展中，正呈现出一方面社会的总量财富在不断增长，另一方面社会的贫富差别也仍在不断拉大，而这种财富向少数人集中的趋势至少在目前、特别是在相关制度的建设上还没有得到有效的制止和重视。所以，人们在对自身收入、教育、医疗、住房等社会公共保障预期普遍抱有担心的前提下，不得不尽可能地紧缩自已的日常开支，以应对日后难以预料的生活困境。
从多年来的行政取向看，不管是一段时间来的银行存款不断降息，还是一年中的多个“黄金周”等其它安排，其促进居民消费的行政倾向可以说也几乎早为人知。然而想问的是，为什么在此前提下，居民不但不领政府的消费之情，反更紧捂自已的钱袋拒绝消费呢？而其中的原由也同样不难寻找，那就是正如坊间所流行的一句话所描绘：住房就是要把你的钱袋掏空、教育是要把爹妈逼疯、医疗是要让你等死。想想在如此的社会消费险境中，能有多少居民、特别是工薪阶层居民会不顾自已死活，进而奋不顾身响应行政政策大胆消费的。
因此，面对上述国家统计局局长邱晓华要关注“非收入因素”的呼吁，国家相关部门要从百姓最关心、最切身、最直接的事做起，切切实实地从涉及居民基本教育、医疗等方面的基本需要出发，以这些社会公共服务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了百姓需要为归属。因为没有符合现代社会公共需要的服务，就肯定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合格行政。所以结论只有一个：“非收入因素”领域需要行政有所作为。
作者：周义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