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道，国家发改委拟启动新一轮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方案将于年底正式出台。7月4日《21世纪经济报道》披露了方案的部分内容，以及一些相关专家和官员对这一改革的看法。无疑，单论这种构想，令人感到欣慰。不过，改革的难度可想而知。报道中称：“大家普遍认为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是知易行难。”
能够理解相关专家官员们的为难。但这些方案、建议，却似有过于“直接”之嫌，
像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收入分配不公问题，已发展成一种严重的“综合征”，并渗透至社会肌体的方方面面。对这样的综合性问题，显然必须“辩证施治”，而不可“单独求解”。
收入分配不公，从浅层次看是经济问题，是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的种种问题所酿成；但从深层次看，却主要是政治问题、法律问题———收入分配不公的主要形成原因，是权力运作不规范，权利未能得到充分保障。所以，要有效解决这一问题，须从保障权利、规范权力入手。
权利得不到充分保障，是收入分配不公成为严重社会问题的重要原因。一方面，由于权利得不到保障，致使一部分人的收入长期在低位徘徊。譬如在许多省份都存在着“最低工资标准”得不到落实。另一方面，当前的最大问题，或许也并不在于收入差距扩大本身，而在于许多低收入者失去了保障———甚至连收入不菲的白领也感觉自己的生活是“易碎品”。因此，问题并不单单是收入水平的高低，而是低收入者的福利有无确实的社会保障。
权力失控，运作不规范，是促成收入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拉大的另一主要因素。首先，权力的不规范，导致垄断迟迟“反不了”。众所周知，制造社会收入差距的一大“罪魁祸首”，是某些垄断行业员工的畸高收入。而这种状况长期得不到改观，关键在于一些垄断集团在某种程度上掌控了公共政策，乃至立法资源———“部门利益法制化”。所以，反垄断在相当程度上也是政治问题、法律问题，而不是一个经济问题。
其次，权力运作不规范，也导致了一些有剥夺之嫌的公共政策不断出笼，致使贫富差距持续扩大。例如从越来越多的人上不起大学乃至中学、城乡教育差距越来越大等现象看，我们的教育改革，就有使不公平问题愈加严重之嫌。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关键就在于权力运作中掺杂了不当的利益诉求，而失去了伦理准则。如果单单从经济方面考量，现行的教育高收费政策、医疗市场化政策、住房改革模式等，似乎都无不妥———教育的高收费可以“拉动内需”，医疗市场化可“减轻政府负担”，住房改革模式可“快速增加GDP”……可以说，这些乱象，正是由这种不当的“权力着想”、“权力诉求”而引起。
再次，权力不规范，是导致“隐形收入”泛滥，是进一步拉大了收入差距的重要原因。当前的收入差距过大，有许多并非是显性收入所造成，而是由于隐形的灰色收入过多。如报道中称：“在很多国有企业，包括住房、汽车、通讯、勤务人员乃至公务宴请、出国考察等，均可纳入职务消费范畴。”———国有企业如此，许多权力机关又何尝不是如此？可以说，许多人之所以对收入分配不公问题十分敏感，很大一个原因就在于此。
所以，要改革收入分配，更重要的是消除收入分配不公所导致的负面影响，必须从保障权利和规范权力入手。只要能够保障分配的相对合理，垄断能够受到遏制；只要低收入者能够温饱，能够得到基本的医疗保障，子女接受得起教育，则收入分配无论差距大小，都不会成其为一个社会问题。
-郭之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