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美学家朱光潜先生曾说过：“中国的问题，并不全是因为制度问题，大半是由于人心太坏。”一个社会如果人心淳朴互爱，即使制度出了问题，人们也总能相扶前行，总能较快地再找到新的合适的社会契约，在大家遵守的新契约下继续健康发展；相反的，如果人们狡诈麻木、缺乏互爱，整天盘算怎么越过制度的约束，那不管怎样的精英，在进行体制设计时总难免左右为难，抓襟见肘，不管实施怎样的制度，总是显出这样那样的不健全，人群更是难以感受到社会的温暖。
最近在北京因天气延误，东航航班的大批旅客滞留机场，而相关方面对此事的应对，则颇为发人深思。昨日《河南商报》发表《东航航班延误为节省房费安排陌生男女同住》的报道，称“飞机延误没通知，乘客喊冷没人管，住宿安排真叫乱”。在这篇报道中，我们看到记者对相关工作人员使用了“面无表情”、“不耐烦”、“一律回答”等字眼，整篇报道中我们看到了一个不负责任的、没有依照规定标准办事的、冷漠的服务群体。毋庸置疑，记者的报道中，一些字眼的使用具有一定的主观色彩，但是文章中工作人员表现出来的傲慢、冷漠和马虎，在我们的生活中是一点也不陌生的，而作者由此引发的对应急能力的担忧也在情理之中，至于让男女混住、安全工作疏漏马虎等充满漏洞的做法，笔者虽没碰过完全一样的事，但这种类型的乌龙，也是平时很多人见惯不怪的。
在这个过程中，只要工作人员细心一些，耐心一些，多一些爱心就可以取得完全不同的效果的，但遗憾的是，我们没看到。不仅在航班服务上，社会的方方面面，道理都差不多。制度和规定如果没有人去执行，终归只是一张纸，而执行的过程，必然有很多细节的，规定没法完全覆盖的地方，这就更需要人的基本道德、良知和爱心。如果大家都想着怎么把制度执行好，事情自然好办，如果每个人都在盘算怎么把制度执行歪掉，那少数的政策制定者即使都是未卜先知的在世诸葛，又怎么抵得过社会上千千万万的消极应对者和“对策”创造者？如果一个社会的成员缺乏良知和诚信，导致他们的契约不得不把所有的成员当成贼一般来防，那怎么可能防得过来？怎么可能没有缺陷？
有人说中国的社会问题包括民主实施的困难是因为国民素质低，因为国民素质低，所以一集权就滋长腐败，一民主就容易混乱等等，这和朱光潜先生的“人心太坏”说差不多。但笔者不赞成这种表述。说素质低总给人一种错觉，觉得是等级之分，是拿到文凭之类的“高”的东西可以解决的，总让人把“素质低”误当成“傻”。
其实中国的老百姓一点也不“傻”，尤其在社会问题和政治意识上。有人说过每个中国农民都是一个政治家，抵得上美国的一个普通政客。这种说法夸不夸张无从考究，但中国一些国民的“素质差”，确实和“傻”没一点关系，反有着聪明的、狡诈的、势利的和冷血的成分，有着更多的只明利害而不顾是非的成分，这类人的“傻”，往往也是在自己的利益有需要的时候“装傻”，故意看不到一些自己原本应看到的东西。就如同东航航班延误事件中的工作人员，难道他们是真的“傻”吗？这样的人越多，社会的风气就越差，而我们看到的冷漠甚至邪恶的现象当然也就越多。
有人认为环境不行，才导致人的素质劣化，也有人提出环境的恶化，是国民素质太差的结果，这样的矛盾就象鸡生蛋还是蛋生鸡一样，让我们长期在“是制度造就人还是人造就制度”的疑问中打圈。有人提倡改造人，从而为制度改造提供民心与正气，如朱光潜先生；而有人相信是不合理的体制“把人变成鬼”，只要有合理的体制，人自然也就长起正气。从长期的实践和当前的现实来看，经济总量的一时扩充，体制的革新可以发挥较大的作用，但社会的健康有序和长治久安，则更多的要依赖于国民的道德素质。在体制创新的过程中，我们应该以培育国民的道德良知、健康人格为重要目的，结合教育的力量，让体制创新和人格道德形成稳定的良性循环。这无疑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但只要坚定地走下去，我们就能让越来越多的人看到希望。
作者：庄华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