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福州马尾的福建长隆纺织厂女工刘运芳晕倒在车间内，因中暑死亡。她的工友说，该纺织厂车间常年温度很高，在炎热夏季，车间里的温度一般都在40℃以上，最高达到50℃，大热天还要经常加班，厂内中暑和长痱子的工友不是少数。据悉，刘晕倒前，已经发高烧，她曾向工厂请过病假，却没有得到批准。（7月7日《东南快报》）
“热死人”从一种抱怨变成现实，在炎热的夏季中已经不再希奇，几乎每年都能看
到类似的新闻。这时也是体现政府关怀的时刻，各地一般都有严禁中午室外作业的规定，一些贫困家庭偶尔还能收到政府赠送的电风扇。但是这些并未能杜绝“热死人”的时常发生。乡村里中午室外工作的自不必说，城市里同样如此，“严禁”的规定好看但不实用。高温假只是国人的美梦，而发放高温补贴的企业尚不足百分之一。
从前一段累死人的华为公司所谓“床垫文化”，到纺织女工在车间内热死，我们自然不能不谈到一些企业工作环境的恶劣。在广义的“工作环境”上，人们自进入企业的一刻起，就必须完全服从公司的一切规定，哪怕这些规定是法律所不允许的，比如超时加班，比如不签合同，比如没有三金。老板要求的“敬业”根本没有法律的底线，而是无条件的。造成这种恶劣现状的原因，一是工会已经被边缘化，乃至成为资本的附庸，从来不主动为职工发言；二是职能部门监管不力，无法确保法律在企业内部的真实履行，却让违法成为合理的常态。
在狭义的“工作环境”上，情况还要严重得多，特别是在一些劳动密集型企业，员工工作的健康和舒适与否，从来都不是老板关注的问题。员工在脏乱差的环境里，一面接受高温酷暑的考验，一边还要防止手指头被机器削掉；一边忍受着机器的轰鸣和扬尘的飞舞，一边只能吃着馒头稀饭对抗细菌的入侵。我们没有一个关于工作环境的国家标准，对GDP的迷恋让我们放松了对工人生存状态的关注。以“女工被热死”为例，从来没有一个标准说夏季车间应该装空调，因此什么也不装那是“自私经济人”的本分。
我们知道，一些西方国家，对职员的工作环境是十分重视的，根据职业的不同，在安全性、卫生、作业性等方面都有详细的规定。而我们只有出了事故并且被曝光之后的“严查”、“痛斥”以及“罚款”。工作环境的恶劣，浇灭了员工对企业的归属感，加深了他们的绝对被剥夺感，更直接威胁着他们的生命和健康。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女工被热死”固然是老板的冷漠和残忍，同时也是工作环境标准的缺失与职能部门工作不力的过错。
作者：舒圣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