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7·28”大地震已经过去30年，30年来，24万逝者的祭奠一直是遍布市区路口的一堆堆纸灰。据7月16日《民主与法制时报》报道，南湖公园地震纪念墙兴建之后，市民可以在上面刻上亲人的名字，每年的清明时节和“7·28”，刻名的逝者亲人都来这里祭奠。然而，在纪念墙上刻名字是要收费的，“纪念墙正面每一姓名1000元，背面800元”，这也引发了一场争议。不久前的《燕赵都市报》报道指出：“这是在伤口上撒盐”。
面对这样的新闻，一时不知该哭该笑。或可欣慰者，是那24万沉没于岁月或某种刻意的忘却之下，寂寂30年的逝者名字终于得以被人想起，并可能浮出时间的水面。而或可一哭者，则在于它却是这样的一种救赎：每一个死难者的姓名，不再仅仅属于一个国家，一个城市，以及他们的亲人，也不再仅仅属于对一次地震的群体性苦难记忆，而成为了被商家握在手心的利益索取对象。
我不能附和那些认为此举乃商业行为所以无可厚非的说法。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24万死难者的名字都已经成为一种公共资源，因此天然地排斥商家拿死者牟利的行为。我所不能想象者，如果美国9·11纪念碑上的名字都需要死者家属出资购买，将是一种什么情形。因此我们需要追问的在于，政府凭什么容忍商家对这种苦难资源的营利性“开发”使用，何况商家所使用的是“地震纪念墙”这样一个公共特质明显的名称。
但是如果放弃某种现实的追问，我们似乎都意识到的一点是，在唐山大地震30年之时，当商家敏锐地捕捉到死者名字这一“商机”之际，是不是意味着，在我们的内心，都渴望着这样一座纪念碑，来刻下那24万不应被遗忘的姓名，来刻下每一个名字所赋予我们民族虽历苦难但不曾沉沦的希望？当然，唐山建立了遇难者纪念碑，但上面找不到每一个死难者的姓名。
姓名之后有着鲜活的生命，更有着真切的哀痛与寄思。这些真实的姓名不应随着时间流逝而湮灭。我们总是忽略了个体的苦难价值，总是用群体性记忆来代替甚至抹杀个体的记忆。但其实对于生命而言，必须存在于对个体价值的尊重与彰显之中。
那么，谁最应当有资格来做这样的事情，其实是不言而喻的。报道中，一位叫党育新的地震孤儿认为建立纪念墙是一件好事，但她同时觉得，这种公益的事情，“不如政府出面来做”。这种寄望于政府的说法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应然的。“在一颗没有刻骨痛苦的心上，也永远留不下理想的铭文。”人间苦难并不是因为回避而有所减少，正视苦难更能向往美好。但在这当中，只有政府行为，才能让民间对于死难者的寄托，对于一场苦难的印象，不再仅仅在为“遍布市区路口的一堆堆纸灰”而随风飘散，才能真正凝聚起对于生命与现实的珍重。
我们不能因为死难者的家属没钱，而失去了他们将名字刻上“地震纪念墙”的权利。是的，这是一项权利，是一场自然灾害之后，死者以生命赋予生者的追怀并祭奠的权利。但是，能够让所有人都享受到这项权利的，只有政府的行动。这就需要我们更好地去珍惜这样的一种地震资源，以表达我们对于每一个生命的尊重。
■杨耕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