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鲍尔森业已通过在国会的听证会，正式担任美国新任财政部长了。对于这样一位在15年中访华70多次的新财长，其对华经济政策是人们普遍关注的焦点之一。从他在美国参议院财政委员会听证会上就此问题的发言来看，鲍尔森显然把敦促中国加大金融改革和金融市场对外开放力度作为其对华经济政策的一个重心。
鲍尔森的这种思路实际上与去年10月中美联合经济委员会第17次会议上美方表现出
来的对华经济协调新路线一脉相承。美国对华经济协调新路线的基本前提假设是承认经常项目收支失衡系有关国家储蓄———投资失衡所致，其基本思路是通过诱导中国扩大消费来降低中国的高额国民储蓄，进而减轻中美之间的经常项目收支失衡。在诱导中国扩大内需的过程中，要求中方加快向美国扩大金融服务业市场开放度，通过扩大对华金融服务输出进一步矫正中美经常项目收支失衡。
然而，通过金融自由化、扩大向美国开放金融服务业市场来降低中国储蓄率的路径未必合理，而且存在较大潜在风险。这一思路也忽略了以下3个问题：
首先，中国居民高储蓄倾向的最主要根源并非消费融资不便，而是另外两大原因，其一为收入分配不合理，大多数消费者支付能力有限；其二为社会保障缺位，多数国民在不明朗的预期下不得不提高储蓄。金融自由化非但对解决上述问题无能为力，相反，从既往经验来看，与其他行业的外资企业一样，进入中国市场的外资金融机构也会倾向于集中服务高收入阶层而忽视中低收入群体，这反而会加剧上述收入分配失衡问题。
其次，上述思路企图通过便利企业融资来降低中国公司部门储蓄率，但事实是中国与其他东亚经济体一样，公司部门负债率远远高于美欧同行，而且这一特点在1997年金融危机之后曾被指责为东亚经济体金融脆弱性的根源。其他条件不变，如果进一步便利企业融资，可能更加恶化中国公司部门的资本结构。
第三，过快、过大幅度地开放金融服务业市场可能导致中国受到短期内还无力有效应对的资本流动冲击。新兴市场组合投资对国际利率的变动更敏感，一旦发达国家利率提高，新兴市场组合投资就可能大规模回流。90年代初新兴市场组合投资迅速增长与当时主要西方国家的低利率有关；1994年美联储连续提高利率，导致新兴市场组合投资回流，也难辞触发当年年底墨西哥危机之咎。而从5月10日美联储加息并指出可能进一步加息以来，印度、巴西、俄罗斯等众多新兴证券市场也出现了汹涌的抛售浪潮和暴跌。
在这种情况下，鲍尔森还能指望中国那么迅速地扩大金融市场准入吗？
早报评论专栏作者 梅新育 刘景 任大刚 徐德芳 单雪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