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交警罚款有指标，反扒民警抓小偷还有指标。不过北京市委常委、市公安局局长马振川已明确表示，由于这些“指标制”早已成为百姓投诉的焦点，北京现已废除，由“数据常量”取而代之。其包含110刑事和治安警情、严重刑事犯罪、多发性侵财犯罪等3大类14项数据。北京全市每一个角落，“哪个地方哪类犯罪高出设定数据，就表明不安宁，民警没完成任务”。（据7月31日《新京报》）
废除“抓小偷还有指标”类似的传统指标，其积极意义毋庸置疑。但是，对于取而代之的“数据常量”指标，依然不宜高估其间的积极意义——从广为诟病的GDP指标，到千呼万唤的百姓幸福感指标，理论而言这些指标是没有优劣之分的，关键是我们常常遭遇“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即这些指标总容易在执行过程中走样。
事实上，这一“数据常量”指标恐怕也难躲过这一“宿命”：比如，盗窃达到一定数额或达到一定次数，是盗窃罪成立的要件，为了避免这种犯罪高出设定数据，公安机关就有可能故意“大事化小、小事化之”；又如，对案件负有管辖权的不仅有案件发生地的公安部门，也包括案件结果地的公安部门，还包括周转地的公安部门，那么为避免这种犯罪高出设定数据，这些部门就很有可能互相推诿，以避免把发案记在自己头上……
当然，这并非否认北京公安部门废除传统的指标没有积极意义。要知道，从传统的指标到“数据常量”指数，虽然还不敢肯定能带来多少实际效果，也不敢保证不会在执行中变样，但毕竟在“求变”中给百姓带来某种希冀，为北京公安部门能更深入地执法为民留下一定的想象空间。至于这一希冀与想象空间是否是虚幻的，此刻往往并不重要。事实上，在日常生活中，尽管知道改变没有多大的效果，可一些部门为何一直喜欢改变举措呢？尽管知道改版没有多大的效果，可一些保刊号的报刊为何老作些形式上的改版呢？……事实上，大都为了制造一种希冀以及想象空间。对内而言，这种希冀能激发员工的奋斗欲望，对外这种想象空间能增强与市民的亲和力。
同样，北京公安部门改变指标这一举措，容易在“求变”所留下的希冀与想象空间中，改善警民关系，营造更好的警民相处的氛围。但这种良好氛围毕竟稍纵即逝，相关部门此刻要有另外的更好作为，才能使这一希望，也就是这一改变指标的举措发挥应有的积极作用。否则，一旦最后让市民希望落空，会加大市民对公安部门的失望感。
一言以蔽之，就目前而言，不管北京公安部门是否这么认为，至少笔者认为，目前“废除指标”的真正意义还是在于制造希望，为拉进警民关系提供一个良好契机。而这种契机又是颇为尴尬的，是把双刃剑，一量把撑不好，就会相反滋生负面影响。
作者：陈光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