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石敬涛
领导换届，干部“放羊”。正在进行领导班子换届的河南省卫辉市一些党政机关办公纪律松弛，一些干部无心工作。7月26日，记者在卫辉市党政办公大楼探访了30多家党政部门，发现只有3家办公秩序较好，其他部门的工作人员，要么打电子游戏、聊天、下棋，要么已提前下班。（7月28日《新华网》）
都说公务员“压力”最大，而且最“孤独”。笔者认为，“领导换届，干部放羊”这一现实图景，确实验证了这一论断。平时，来自领导的“压力”，使“唯唯诺诺，兢兢业业”的公务员们喘不过气来。现在领导们都去“忙”了，没人“管”了，即使干了活，也没人“看到眼里了”，与其做“无用功”，何不打打游戏，聊聊天，放松一下平日里紧绷的神经。
问题是，这一“放羊”不要紧，把公务员身上最基本、最可贵的“公共精神”都给“放”掉了。公务员作为国家公职人员，作为公共服务政府的公共服务队伍中的一员，作为公共服务政府的具体执行者，其所履行的公共职责和承担的公共职能，以及工作的公共服务属性，决定了公务员必须天然地具有一种“公共精神”。公共精神被认为是公务员群体“头顶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放羊”景象展现给我们却是，对上负责，对领导负责，而不是对人民负责；压力和孤独来自领导，而不是来自公众。这种负责的方向搞错了，又何谈公共精神呢？
当然，公务员个体的公共精神离不开政府的公共精神。政府的公共精神生态孕育公务员个体的公共精神，公务员个体的公共精神，反过来又影响政府的精神生态。通过公务员“放羊”现象，我们同样可以感受到政府公共精神的淡漠。写到此，笔者想起了一组数据。据世界银行估计，“七五”到“九五”期间，中国投资失误率在30%左右，资金浪费损失大约在4000亿——5000亿元。而之只所以出现如此惊人的决策失误和浪费，一个基本的原因，被认为是决策者，也就是我们的公共政府，还缺少对国家和人民的负责精神，缺少一个责任政府和国家公务员最基本的公共精神。
公共精神的培育和产生不是一朝一夕的，也不是自动就能产生的，而是需要实实在在的制度和良好的权力生态作为基础。比如，在政府层面，公共精神要求公共政策必须认真回应公共利益需要和民众的愿望，着眼于公民普遍、共同的利益来开展其基本活动；在制度层面，需要切实增强政府政策活动的透明度，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保障民生话语权和利益表达机制的畅通，从而使民权对公权形成一定制衡和制约，并通过这种制衡与制约的力量，来保障公共精神的生长；在个体层面，要求公务员有明确的公职要求和公众期许，真正把公共精神作为自己“头顶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
最后，以本世纪元年元月在香港地区举行的“世界一流公务员锦囊会议”上，英国历史学家亨尼西教授提出优秀公务员的标准的一段话与“放羊”的公务员们共勉：以任人唯贤为聘用原则，使受聘者以此为终身事业，在任何情况下均可落实实事求是作风……恪守专业道德，坚持以公平而透明的方法筹措公帑，并以廉洁无私的态度，严谨地把公帑用于由立法机关核准的用途上。
审稿：刘恩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