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培元
8月7日，重庆市政府常务会议正在举行，当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有关人员汇报完《关于改革基本养老金计发办法的方案》并提请审议时，会场上一时竟然无人发言，与会人员表示文件难以看懂，故无法表态。主持常务会的重庆市市长王鸿举也发出疑问：“这个文件市民怎么看得懂？”(8月8日《重庆商报》)
红头文件的内容从本质上讲是一种公共政策，需要直面社会公众，理应做到文从字顺、简洁明快、逻辑严谨、通俗易懂，让中等文化以上程度者起码能够看明白。如上世纪40年代中央政府制定的土地改革基本文献《中国土地法大纲》，被编成快板走村串户进行广泛宣传，做到了妇孺能懂。可惜到了现在，一些地方政府的红头文件“专业性”似乎越来越强，大众性、普及性越来越差，像重庆市《关于改革基本养老金计发办法的方案》这样的文件，除了劳动和社会保障系统主管此项业务的人员，其他人竟然只能望“文”兴叹。
一项直接关系市民生活的政策，大家普遍读不懂，其后果只可能是政策解释权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手里，百姓既无法明晰自身权利实现的路径，更无力监督政策是否得到落实。王鸿举市长一言以蔽之：方案的意思是改革以后多交养老保险，退休后就多领养老金。一句话就能说清楚的事，红头文件何必弄出成堆的专业术语，让群众读得头晕头疼呢？系统内部的称呼，可以在系统内使用，在公众面前过多过滥地使用，就是将“好经”念歪，使便民利民变为扰民烦民。
很多公文专家在讲课中都爱引用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做诗的例子——宋人惠洪在其《冷斋夜话》中记载：“白乐天每作诗，问曰解否？妪曰解，则录之；不解，则易之。”我们的红头文件制定者都应该向白居易学习，制定公共政策时要将文本交给群众推敲，看大家能否看懂，如果看不懂，不妨下些力气，改到大家能懂为止。否则，坊间百姓在看红头文件时还要找专家学者、政府官员来当翻译，那多不方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