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上海市有亿元村428个，比上年增加了72个。戴着“中国十大名村”“华东最大市场村”等众多桂冠，在“全国十大杰出村官”吴恩福的驾驭下，九星村12年间已培育出500多位千万富翁。(8月21日《中国经济周刊》)
这是又一篇关于“能人治村”的样本，报道充满了对吴恩富及村干部个人品性的赞颂之词。
我对“能人治村”有一种本能的警惕。年初，媒体广泛报道的“南国第一村”——深圳万丰村的兴衰，及其原村支书潘强恩的荣辱，再次证明了这样一个道理：一个村庄也好，一个国家和地区也好，在发展之初，也许可以适度集权，但富裕起来之后，就必须逐步建立起民主机制和权力制衡的架构。
与当年大邱庄的禹作敏相似，“能人治村”的成功，首先来自于大权独揽后的专断，比如，能人们往往能敏锐地捕捉到时代发展的触角，以不容分说的果决与魄力，率领村民们突破思想藩篱、政策限制。但“能人治村”没有解决制度上的真空。个人只要在集体内部主张自己的个人尊严和权利，往往遭到掌权者的排斥。
看看有关九星村的报道，吴恩福也承认：“我们只能凭着自己的责任心和良心做事情。” 西谚云，良心是靠不住的。不受节制的权力可能被滥用，仅靠自我约束的良心可能会异化。一人独大，一人专权，都摆脱不了相同的宿命。
鼓吹“能人治村”是一种危险倾向。“能人治村”是中国农村经济社会转型时期的特有产物，这种模式必然要向新的民主的治理形式转换。
毕舸(成都 市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