咏涛：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亦须地位平等

　　《物权法（草案）》第五稿明确对国家、集体和私人财产平等保护，对草案中的这一亮点，媒体简化为“公产私产地位平等”。然而第五稿亦存在令人遗憾之处——未对“公共利益”作出界定。

　　“公共利益”之于“公产私产地位平等”关系甚大，《宪法》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 《物权法（草

案）》第四稿也规定有：“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可以征收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城市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此，如果不能明确界定“公共利益”的范围，“公共利益”就有被滥用的可能，在“公共利益”的名义下，私人财产将得不到可靠的保护。但又正如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胡康生所指出的，“在不同领域内，在不同情形下，公共利益是不同的，情况相当复杂。而且，征收属于公权力的行使，物权法作为民事法律，不宜也难以对各种公共利益作出统一规定。”

　　《物权法》应不应对“公共利益”作出界定，争议还将继续。但我认为，当私人财产与“公共利益”发生冲突时，其实质其实是私人财产权与公共财产权之间的冲突，换个说法则是“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冲突。正如保护私人财产权的关键不在如何界定“公共财产”一样，保护“个人利益”的关键也不在如何界定“公共利益”——而是须赋予“个人利益”拥有与“公共利益”的平等、对等地位。很显然，不管如何清楚界定“公共利益”，如果“个人利益”不能拥有与“公共利益”的平等地位而只能蛰伏于“公共利益”之下，在两者发生冲突时只能“国进民退”，那么，“私人财产权”或曰“个人利益”就很难说会得到切实可靠的保证。

　　强调“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平等”，不是要否定“公共利益”的优先地位，而是要赋予“个人利益”一方平等的博弈能力——“个人利益”可以服从“公共利益”，但服从的过程应是一个平等谈判的过程。“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本不应该存在冲突，房屋、土地以及其他私人财产都不过是“个人利益”的载体，对这些财产进行征用，国家依法律给予补偿，或补偿以金钱，或补偿以实物，那么“个人利益”不过是再换一个载体而已，“个人利益”本身并没有受到损害。而现实中两者之所以频频发生冲突，乃是“公共利益”一方不愿给予足够多的补偿，而“个人利益”一方偏偏想要得到足够多的补偿；如果两方能就此达成协议，那就“成交”——这与“公共利益”的界定无关，“个人利益”并不关心对方是“公共利益”还是“商业利益”，而只关心“补偿”的数额。

　　平等协商，协商不成由其中一方起诉至法院，由法律做最终裁决，这就是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地位平等”；而由法律最终裁决的又并非是是否终止“公共利益”，而只是确定“补偿”的标准，那么这种“平等地位”并无损于“公共利益”的实行。这就是宪政史上著名的“无正当补偿不得剥夺”原则。从这个意义上说，目前物权法草案虽然指出“征收、征用单位、个人的不动产或者动产，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给予补偿；没有国家规定的，应当给予合理补偿”，但其实并未完全体现“无正当补偿不得剥夺”原则——“剥夺应给予正当补偿”与“无正当补偿不得剥夺”，句式的颠倒，其意义相去甚远。

　　确定补偿标准、补偿的协商与法律程序，乃是保护私人财产权的关键，而其根本则是赋予“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平等的法律地位。而笔者另有一个特别的感触是，当“公共利益”受到“个人利益”的掣肘时，国家应学会“让利于民”——不妨让个人得到足够多的利益，超过其“个人利益”之上的利益，如此个人利益也就必定乐于“服从”公共利益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