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丹红(北大法学院博士后，台湾“中研院”访问学者)
如果航空公司每出7架飞机就掉下一架，航空公司是不是早就该停飞了？毫无疑问。如果每7个案件就有一个是错案
，司法机关是否也该关门？似乎有点耸人听闻。那么请看实现严格“正当程序”的美国，从1976到1999年共有642
人被处决，同一时期却有87人因为新证据的发现而在处决前侥幸获得平反。两者的比例是七比一。如果要问人民对于司法有
没有信心，请先看看这脆弱的基础！或许这数字多少有点夸张，但司法错案却如同一个阴影，在任何地方，不管是法治发达地
区还是法治后进地区，都挥之不去。
摆在我面前的《正义的阴影》，纪录的五个案件，就是台湾地区过去最让民众失望和心痛的司法现实，如歌如泣，发
出最为深沉的控诉。苏炳坤，在一个清晨被警察带走，遭遇刑讯逼供，后来因抢劫杀人罪被判刑15年，最高检察署检察总长
破天荒地提出4次非常上诉，也没有挽回他的牢狱之灾，监察委员就此案所作的调查表明，其中的程序违法情节令人发指；苏
建和等3位年轻人，阴差阳错误入杀人案，屈打成招，差点被执行死刑，在辩护律师以及善良民众的奔走呼号下，终于在十余
年后获得生机；小警察卢正，被疑绑架杀人而“协助调查”，却在刑讯逼供下认罪，三审皆认定死刑，虽然其中还存在诸多证
据疑点，卢正仍然被执行死刑……这沉重的一幕幕，在我眼前如电影般游走，在炎炎夏日的夜晚，投下忧郁的阴影，都让人不
寒而栗！
这些让人希嘘不已的个案，看似主人公偶然的不幸命运，却冥冥之中如有天定，毫不留情地被搅进漩涡。犯罪嫌疑人
的口供、刑讯逼供、违法取证、证据疑点，成为这些案件的共同之处。共同被告人的自白、非法手段获得的证据，以及破绽百
出的定案根据，怎么就可以让一个被告人走上不归路呢？事实到底是什么？其实，被告人的辩护律师也不能百分之百地确定，
自己的当事人就是无辜的。可是，侦查机关就能如此笃定吗？被告人有没有犯罪，只有“上帝”知道，常规司法只能靠有限的
证据，而且要通过公正的程序来防止出人入罪。无罪推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自白任意性原则、严格证明责任和证明标准、
上诉和再审制度……刑事诉讼程序的一切设计，都是为了防止错误地给无辜的人定罪。毫不夸张地讲，现代刑事诉讼法，就是
一部应用宪法，是法治进程最真实的体现。好用重典酷刑，是法治观念粗糙的表现。即使在高呼“打击犯罪”的时候，是否也
可以冷静地想想，我们真的能事先确定谁是罪犯，谁是无辜者吗？在扑朔迷离的证据面前，你敢说站在你面前的人是真正的罪
犯，还是无辜者吗？或许真的只有“上帝”知道！因此，保护犯罪嫌疑人，就是保护任何一个可能无辜的普通人。
在这本近乎直白式纪录的书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台湾民间司法改革基金会的法律人的忧思。为什么会造成这些错案、
冤案以及糊涂案？在每个案例的结尾处，我们都可以看到法律人以缜密的思维，反思刑讯逼供取得证据的效力、举证责任、同
案被告人口供的证明力、自白的证据补强规则、测谎的证据能力、认定事实所必须的证明标准等重大理论问题。虽然是蜻蜓点
水，却发人深省。台湾地区近些年的司法制度改革和进步，与这种制度层面上的批判和反思凝聚的智慧，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司法公正取得的每一次进展，也得益于这种敢于自暴黑幕、感同身受以及深刻反省的勇气。“不要再继续同样的错误”，成
为官方和民间的共识。人性的缺点是客观存在的，但制度的善或许可以驱散人间的恶。
司法体系不可能是完美的，司法公正永远是我们不断接近的目标。一曲哀恸的挽歌，胜过华美的赞歌。从《美国八大
冤假错案》，到《恐怖的法官》，再到这本《正义的阴影》，我深切地感受到在这种痛苦的回忆中，有一种新的力量在涌动。
我真诚地希望，我们也可以感受一下杜培武、聂树斌、胥敬祥、佘祥林、王树红们，体悟他们曾经的痛苦以及控诉，关注他们
的命运以及司法改革的命运，为了让司法的阳光之下，正义的阴影更少一些，再少一些……
(台湾民间司法改革基金会著：《正义的阴影》，商周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