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诗成
药价居高不下的原因何在？为何行医几十年的老大夫面对层出不穷的“新药”亦是一头雾水？畸形的价值规律背后，有着怎样的盘根错节的体制沉疴？——在药品监管领域共工作了15年的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副司级巡视员骆诗文，2005年退休后，撰写了两本调查报告，披露了高药价内情。（8月31日《南方周末》）
又一个“退休后”官员站了出来，披露体制沉疴。看着这份“退休+真话”的搭配，让人不由得想起一些人，比如，张保庆；再比如，张全景。8月11日，中组部原部长张全景接受记者专访时，高调批评官多为患：“一个省有四五十个省级干部，一个县几十个县级干部，可以说古今中外没有过”（8月23日《瞭望东方周刊》）；而去年在教育部新闻发布会上，当时的副部长张保庆大胆怒斥一些地方执行助学贷款政策不力，有一句话也让人记忆深刻，张说：“反正我要退休了。”
退休者与“准退休者”能讲出真话，披露管理中的问题，这比起直到退休、终去也不愿意说的人，要可敬得多。但一个又一个的官员到这个时候才愿意“言既往所不言”，怎么说也算不上正常。试想，行使公权力者，如果在位时便有说“真话”、办实事的土壤，是否要更有批评效力？解决问题是否更有效率？对社会发展，是否会注入无形的动力？
清华大学孙立平教授日前在《经济观察报》撰文倡议，在“运动”的概念淡出社会生活之前，全社会应轰轰烈烈地来一场“真话运动”。窃以为，孙先生的倡议，值得积极响应。如今很多社会弊病，都跟真话难寻有关。个人讲真话的成本越发高昂，皇帝新装的故事似乎每天变着方法上演。真话不敢讲，不愿讲，便只好讲假话、套话、官话、废话，正如一本书籍所描写的，“私下吐真言，公开说假话”。结果是社会总成本更高，发展的躯体如同染上了病毒，走起路来速度放慢、畸象丛生……蔓延下去，何事能成？
面对“我国各类诉讼案件中证人出庭作证率平均不超过10%”的现实，79%的人竟然是“担心受到打击报复”。当上访者被打击报复的新闻屡见报端，当一个个披露行业内幕的人被列为“叛徒”、被排挤，当“数字出官官出数字”大行其道……多少刚从书本上学到“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的学生，也要疑惑顿生？
我们曾有句口号：敢于讲真话。正如孙先生所言，真话还要“敢于”，可见其难。窃以为，对于真话，光从道德上鼓励大家“敢于”远远不够，关键的问题是形成保护真话的制度环境与制度空间。
官员手握公权力，了解更多的信息，其真话饱含着效率与生产力。因此，官员应该在全社会的“真话运动”中起到表率作用。如果制度的把持者不愿意打破“明哲保官”的潜规则，不改变“说真话吃亏，说假话升官发财”的畸形驱动；如果高报成绩、低报问题的行为不被追究，大肆造假的企业可以轻易领到“诚信企业”的牌匾……就无法奢望更多的“在职者”勇敢地说出真话。（华商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