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铎：“慢生活”的社会学

　　前不久，我陪一个美国留学生逛北京。当如数家珍般的逛了大半个北京，一天下来，我骄傲地问起他的感受，没想到他居然很实事求是的说，北京的生活节奏太快了。这个评价当时大大刺激了我……

　　快生活让我们失去了什么

　　改革开放初期的时候，我们曾经对日本、香港快节奏的生活和工作方式进行过大量正面的报道，认为这是惜时如金、奋斗不息的象征。记得当时有报道说，盛赞日本、香港的职员在公司中“一路小跑”式的工作风格。今天，当我们的社会也象日本、香港一样快节奏的时候，我们却开始重新怀念慢节奏的生活。

　　同样，也是伴随改革开放，“时间就是金钱”成了一句最时髦的口号，甚至是很多人的座右铭。今天，当中国进入小康社会之后，更多的中国人已经并不愿意榨干自己的每一秒钟去换取金钱了。

　　今天，已经有很多人开始批评 “快生活”，并且批判的矛头大都指向了“健康”。其实，快生活真正让我们失去的，绝不仅仅是健康。快生活使得我们匆忙从事着一种麻木的生活，而对周围的一切丧失了新鲜、好奇、体味和感动。大家是否有过这样的感觉，吃饭时就是麻木地把食物送进口腔，再匆匆吞咽进胃里，而食物的味道，根本没有在意。饮食成了一系列机械、惯性的连续动作，而根本忘记了去体会和享受食物本身带给我们的快乐……因此，笔者认为，快生活让我们失去最多的其实是对生活的体验，而这恰恰是生活本身。

　　慢生活之可能

　　从本质上来说，我们不得不承认，慢生活是一种效率较低的生活状态。效率低下也正是慢生活遭受争议和诟病最主要的原因。其实，即使是最讲效率原则的西方经济学，也逐渐认识到，所谓“紧张型经济”(Taut Economy)，仅仅是一种理想模型，而真实的状态必然是“松弛型经济”(Slack Economy)。在现实中，绩效的非最大化，即松弛现象，也是无处不在。从社会来看，就业总是不充分的，均衡总是不稳定的；从一个企业来看，

　　但是，我们又发现，在人类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松弛现象，在其它生物社会中却几乎不存在，而且松弛对任何其它生物社会来说都可能意味着灭顶之灾。对此，经济学家赫希曼解释说，人类社会发展的特征在于，它除了拥有基本生存资料外，还拥有巨大的生产剩余。这个生产剩余意味着，人类社会在发展过程中具有承接大量社会绩效非最大化的能力。也就是说，正是人类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达，制造了大量的剩余产品，使得人类部分摆脱了自然选择中的效率原则，使得“慢生活”成为可能。

　　慢生活之必然

　　慢生活的社会，社会学习惯称之为“闲暇社会”。闲暇社会和慢生活，其实并非是人类社会一种可能的选择，而是人类社会必然的选择。

　　这种必然，其实是因为“工作的终结”。美国社会学家杰里米·里夫金指出，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历史的新阶段——一个以工作不断地和不可避免地减少为特点的新阶段。在未来，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会难以想象地节约劳动力。虽然，人类通过发展五花八门的服务产业在尽量提高社会就业水平，但从一个长期趋势来看，劳动力会绝对的富裕。但是，就业在任何国家又几乎都被规定为一种基本权利，于是，社会必然要通过缩短劳动时间来保证更多的人就业。现在通行的工作时间制度是是一周5天，每天8小时，未来可能是每周4天、3天甚至2天，每天6小时、4小时甚至2小时。人类将不得不进入一个崭新的“闲暇社会”。

　　闲暇社会中最大的社会问题可能就是如何利用闲暇。很多学者提到，闲暇社会中，体育和艺术会空前的发达；还有人提出，闲暇社会中“人不可以无癖”，无论是书法、绘画、还是看书、弹琴。但是，从根本上说，闲暇社会的来临，必然要求一种慢生活与之相适应。

　　最后，笔者要强调，快慢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吃饭、走路都大可不必“争后恐先”。慢生活的本质在于，给自己充分的时间和心理空间来体验生活的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