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广告设计系试点实施“打卡上课”，每名学生每天何时到课、何时离开都分秒不差地被记录下来。（9月7日《中国青年报》）看到这个消息，我想起此前曾见识过一所师范院校实施“讲座敲卡”的状况。由于该校学生对学术讲座普遍冷漠，为了避免冷场，学院印制了讲座考勤卡，规定每个学期学生必须敲满若干场次。于是，学生很早便赶去占座。
但是，当辅导员敲卡完毕，学生顿时散去大半，剩下的学生也是靠看报、聊天、睡觉打发时间。与那些冷清却充满问学气氛的讲座相比，“讲座敲卡”虽然制造出一种热闹景象，却类似于一些政府的“政绩工程”，它所生产的只是一些泡沫。
从报道来看，云南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广告设计系已经杜绝了学生中途退场的可能，考勤卡将对学生离开时间作出记录。
但是，学生上课是否看报、聊天、睡觉，却不属于考勤的范围。今年上半年，上海一所高校成立学生教学质量联络小组，不仅监督老师还要监督学生，甚至包括哪个同学上课不认真听讲都要记录下来。这种“全能管理”的方式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信号，那就是中小学的管教方式渗透入大学，出现大学教育中小学化的症候。
大学教育中小学化，跟生源质量有关。那些逃课的学生去了什么地方？
正如云南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广告设计系系主任所说：“如果是去图书馆、资料室，可以接受；但我们调查到，逃课的学生大都是晚上上网玩游戏早上起不了床，或者出去打工。”很多大学教授感慨现在的博士生像过去的硕士生、现在的硕士生像过去的本科生，现在的本科生像过去的中学生。这是一个既有现实，但是否因此就意味着我们“将错就错”，以管理中学生的方式管理大学生呢？
那位系主任还说：“过去用棍棒管教，现在与时俱进用高科技，没什么稀奇。”在他看来，打卡的机器似乎是棍棒的高科技替代品。这种表述让人不安，作为一所大学的系主任，对“棍棒管教”没有任何批判，反而考虑如何将它现代化，这要比学生逃课更值得反思。由此也可以看出，大学教育中小学化，还跟师资力量有关。
一边是学校三令五申，采取种种手段监督学生上课；一边是“百家讲坛”之类的节目获得追捧。
显而易见，电视台从来没有对观众推行过“讲座敲卡”，可是并没有妨碍它的收视率。
上课与讲座不同，是否参加讲座应该由学生自主选择，是否上课却并非由学生决定，所以我并不完全反对上课点名。一些学生称打卡上课“侮辱学生人格”，对此我不敢苟同。但是，是否点名完全可以由任课教师掌握，而不是统一规定；学生不能决定是否上课，却应该有选择上哪种课的权利。
一些高校对必修课程也采取多名教师同时授课、学生自主选择的措施，这种双向选择的设置要比单纯地推行打卡上课更能取得成效，也更符合大学的精神。一所大学需要培养合格的大学生，而不是合格甚至优秀的高中生，这应该是一个基本常识。
□王晓渔（上海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