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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广明:慈富难产人人有责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09月15日14:53 南方人物周刊
黄广明:慈富难产人人有责

慈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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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慈富”难产,人人有责

  一般人以为美国的亿万美元捐款都是出自富翁或名牌大公司,但错了,美国社会捐赠的70%来自千千万万的普通人;中国的富人“为富不慈”,根子在中国的老百姓缺乏慈善意识

  -黄广明

  巴菲特最近捐了,比尔·盖茨早就捐了,李嘉诚最近也捐了,而且,他们一捐就是数百亿美金港元,一捐几乎要把自己捐个底朝天。

  “然而在中国内地,不少富人自己挥金如土,却舍不得捐出点钱来做善事” ,很自然地,有人把目光瞄向了内地的富豪们,“这就是大多数中国富豪们的‘慈善冷漠病’” 。(《法制周报》)

  4月11日公布的胡润2006中国慈善榜似乎是这一论断的佐证。年过八旬的深圳彭年酒店掌门人余彭年以20亿元的捐赠,从而取代黄如论成为中国最慷慨的慈善家。在慈善企业排行榜上,李嘉诚基金位列第一。

  余彭年和李嘉诚,都是香港公民。那么中国内地富豪的表现呢?是他们比两位香港公民的钱少吗?比不上李嘉诚是当然了,此人是华人世界首富;那么余彭年呢?年过八十的余老全部资产也就30亿人民币,比他有钱的中国内地富翁应该有大把。

  原来余老捐赠财富占自己总资产的70%!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去年中国内地百富榜的前四名(黄光裕、严介和、陈天桥、丁磊),他们所有的捐赠加起来还不到4000万元人民币。事实上,慈善事业尚未成为国内企业家的共识。有一部分企业家对此保持低调,不希望公开自己在慈善领域的贡献,比如鲁冠球、楼忠福、李兴浩这些广为人知的企业家们。另一方面,新崛起的“首富”们的目光尚未投向慈善事业,比如施正荣、张茵。

  如此看来,中国富翁“为富不慈”似乎又多了一桩罪证,但我们(所谓的公众)除了简单粗暴地谩骂富翁们的吝啬之外,能否有更多清醒冷静的分析,包括反躬自省和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呢?——

  中国社会当前集体的道德滑坡涉及各个阶层,而非仅仅是“富人阶层”。可以说,当前不但“为富不慈”的情况突出,“为穷不慈”的问题也十分堪忧,这一点,从“砍手党”、“背包党”多为穷人就可以看出。“为富不慈”之所以更引人注目,是因为树大招风。

  笔者想说的是,仁义之举不仅仅是富人的道德义务,也应是社会任何阶层的道德义务。

  还是以美国的捐赠作比较——美国人的捐献几乎是天文数字,每年捐献的钱,相当于丹麦、挪威、沙特阿拉伯这类国家一年的生产总值。一般人以为美国的亿万美元捐款都是出自富翁或名牌大公司,但错了。美国《时代周刊》报道,2002年,美国人捐赠的金额为1900亿美元,相当于全国生产总值的2.1%,据统计,85%是个人捐的,70%来自千千万万的普通人,来自他们每月几元、几十元的固定小额捐款。

  纽约一位研究捐献的心理分析学家说,事实上,是否捐献和人的经济条件没有必然的关系。很多美国人捐献,是因为他们有一种回馈社会的意识,并认为很多事不应该由政府管,而应该交给社会,实现大社会、小政府,美式教育就是一例。美国的主要名牌大学都是私营的,靠捐款运转。像哈佛、哥伦比亚、普林斯顿等长春藤名校,每年的预算都达几千万美元,绝大部分来自各界捐款,其中很大部分来自该校毕业的学生。

  东方人的观念是,人死了财富要留给儿女、亲属,1949年以后,传统儒家思想断裂,经历过“文革”中残酷的人斗人的运动,到改革开往后,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更以现世主义主导。美国人则不同。根本上,美国人(不管穷人还是富人)乐善好施和西方宗教文化的影响有很大关系。有论者称,美国虽然坚决奉行私有制,但美国宗教信仰者认为:金钱财富等世俗最重要的东西,其实都是上帝托管于个人而已,并不永远属于自己,因此最后要如数归还于上帝。这种宗教文化理念就是“取之社会,还之社会”。宗教就像他们的精神家园,他们在宗教中获得深刻精神体验,走出教堂,就会随时准备帮助他人、回报社会。

  因此,我们所有的普通人都应该反躬自问,巴菲特捐了,比尔·盖茨捐了,李嘉诚也捐了,你我捐了没有?

  一个社会的富豪不是从石头里蹦出来的,他们是在千千万万的普通人中成长起来的,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什么样的人民、什么样的文化造就什么样的富豪。

  中国富豪的“为富不慈”还与当前的制度问题有关。从小的方面看,事关慈善的环境——行善的制度安排问题。比如,有部分内地慈善家也在香港从事慈善捐赠,像杨澜、李金元,因为他们认为香港的慈善环境比较优越,相关的法律也比较健全。余彭年曾说,“我捐过十部救护车,结果发现有一半已经变成办公车了,所有的仪器都搬走了。我们用来救死扶伤的车子,你们来做办公车,实在不应该。我非常生气……”这样的例子,在内地还少吗?想想那个著名的“希望工程”……

  从大的方面看,事关合法的个人财产即私有产权的保护问题。中国人往往有怕露富的心理,捐的钱多,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他们赚的钱多,而私有财产在中国一直缺乏得力的保护。

  如果说慈善是一项产业或一个社会运动的话,中国人为善的精神基础和制度基础都还没有完善,又怎么能说单单是富人的道德问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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