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用”与“官职”的联姻是连续剧而非单行本，此前真真假假的“民生银行推出钻石信用卡的目标人群还包括了副部级以上官员、透支额度达300万元”的新闻让舆论哗然，后来是广州市5万公务员享受到了广东商业银行的“信用特惠”，最新版本是9月19日《新闻晨报》消息说，中国银行在全国范围内推出了个人信用循环贷款业务，其山东、河北等部分分行“下文”规定：级别相当于副处级(含)以上的人员，最高可循环信用贷款30万元。
“副处级(含)以上职位”与“30万元循环授信额度”，这两个命题的暧昧怎么看怎么不像“自由恋爱关系”。里根总统的第一任首席经济顾问魏特彭特授说过这样一句话：任何一位企业领袖仍然认为政府是他的朋友的话，那他真是太天真了——这话很刻薄，但很合乎经济逻辑，因为在市场经济的游戏里：供求关系比政府领导更权威，市场竞争比政府行为更公平，市场规律比领导任期更长效——更要命的是，按理政府是民众利益的公器，某种程度上必然要与企业利益无情博弈的。改制后的中国大多银行更凸显了其商业色彩市场取向，有两个语境是需要我们注意的：一是中国银行业自己屡屡警醒“信用风险日趋严峻”；二是银行信用“嫌贫爱官”高潮迭起，官职成了信用消费的VIP、而农村信贷举步惟艰。
愤青式地跟银行讲“信用”概念是班门弄斧、无的放矢的。经济学讲究利润最大化，商业银行不会天真到不计损益率滥发贵宾卡，银行基于最优策略考虑去甄选自己的客户群无可厚非，所以即便“嫌贫爱富”也合乎经济正义——但以“官职斤两”贩卖“授信额度”的嚣张背景和动机就值得怀疑。如果政府或者官员成了“信用的密友”，起码昭示着社会信用体系作为一种刚性机制的虚化与弱化，缺乏信用法律法规体系、现代信用服务体系、信用数据技术支撑体系、诚信教育体系、信用市场监管体系、企业信用管理体系和失信惩戒机制等“合力”的支撑，我们的“市场信用”就成了糜乱的游戏：守信者未必得益，失信者未必遭损。于是信用混乱在深层次结构性矛盾的推动下成为巨大的金融风险，随着宏观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增大，“国字号金融机构的信用风险”和“官职信用风险”就合并成了可转嫁性的社会风险，有时埋单的反而是老百姓。
据说在信用体系健全的国家，境外投资者是很少要求会见地方领导的。遗憾的是，我们在信用体系缺失的宏大背景下，放任了官员的“权力性信用”的膨胀，个人失信消弭着政府公信——而市场信用“嫌贫爱官”的根源，恰恰就在于政府公信和权威经常被官员化地“市场租用”，其结果要么是滥用了权威和公信、导致信用成本的越位；要么是默许了暗箱操作、导致政府信用与市场信用的双重失灵。就在年初，丹麦社会事务大臣亨丽埃特•凯宣布辞职了，原因就是她和丈夫没能及时支付所购买家具的款项——可见，官职与信用是没有亲缘关系的。当然了，我们在谴责“嫌贫爱官”的“伪市场信用”的同时，更要警惕其背后的醉翁之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