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宁检察机关不久前破获了一起涉及房产测绘的重大商业贿赂案件，市内各城区的房管所长几乎全部牵扯进来，拖他们“下水”的是一个叫张福武的年轻人。经深入调查发现，张福武的背后有一个神通广大的“中间人”帮助其结交各个受贿者。这一连接权钱交易买卖双方的“权力掮客”正是本案得以展开的重要支柱。大量的事实表明，类似的“权力掮客”既是推动腐败蔓延的重要力量，更是当前反商业贿赂的一大难点。(9月20日《经济参考报》)
商业领域存在“贿托”这个特殊的角色，其实也不算什么“新生事物”，更非商业领域所独有。在民间，有专替医院拉患者以牟利的“医托”；在政界官场，有替买官者与卖官者之间牵线搭桥的“官托”；在执法领域，有替违法犯罪当事人说情而开脱罪责的“法托”等等。那么，在这“经济与权力畸形联姻”的时代，在这公权力有机会谋私利的时代，或因社会的“浅性监督”使商业贿赂不敢明目张胆地面对面进行，或因权力需要扩展谋私范围却渠道有限、有非法之图的经营者需要打进尚不熟悉的权力圈子，敷生出可为两者牵线搭桥的“商贿红娘”，也就并不奇怪。事实上，仅仅关涉权力腐败的“贿托”，早就渗透到了各个领域。
而专家及社会的舆论倾向，似乎都把关注的重点投放到了“权力掮客”们身上。有很多专家表示，“‘权力掮客是商业贿赂得以形成的关键角色”、“没有介绍贿赂行为就不会发生贿赂犯罪”、“‘权力掮客’极大地扩大了腐败范围”。诚然，商业领域中的有些权钱交易，确实是通过“掮客”们的牵线搭桥得以完成的，但并不意味着所有商业贿赂及其它权钱交易活动，都是在“掮客”的介绍撮合下才发生的。近年挖出来的经济腐败、权力腐败案件足可佐证。
因此，我们绝不能把滋生商业贿赂的土壤，简单地认定为“权力掮客”，而应从“是什么催生了‘权力掮客’”的深层次去考虑问题。据我看，关于“权力掮客”与商业贿赂的因果关系，并不像“鸡与蛋孰先孰后”的关系那么复杂。显而易见，“权力掮客”完全是由“权利暗箱时代”催生出来、并得以寄生繁衍的。倘若，无论政治权力还是经济权力，在操作上都做到公开透明，使法制监督和社会监督的犀利目光都能够有效地洞察秋毫。那么，因公权力失去了“保护”非法利益的可能性，同时因为再也无力“保护”非法利益的公权力丧失了私欲者们的“依赖价值”，行贿收回行为就必将偃旗息鼓，“权力掮客”自然就随之“失业”。
若公权力在掌控和行使过程中的“暗箱化”格局仍存，权力与私欲仍会在暗中进行“交媾”。这无疑就给“权力掮客”们提供了赖以“寄生”的土壤。退一步说，即便以重罚重刑手段灭杀了“权力掮客”，而公权力依然未能得到有效监控，商业贿赂不照样可以存在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