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破一起“凶杀案”，长阳县公安局悬赏万元征集线索。一麻木司机提供的线索使该案水落石出，但该案的性质也由“他杀”变为自杀。正是因为这个变化，万元线索奖陡打折为2000元，并引起了质疑(9月25日《楚天都市报》)。
“他杀”变为自杀，这样的死亡自然就无所谓“命案”。再加上麻木司机不是线索的惟一提供者，所以不能按悬赏公告兑现奖金，警方悬赏打折，就是依据这样的逻辑。然而
，笔者想问的是，如果没有麻木司机提供的这一关键线索，“他杀”能不能变成自杀？如果对非刑事案件不支付悬赏奖金(或悬赏打折)，警方为什么不事先在悬赏公告中说明？由此不难看出，一些公安人员办案思维中的存在的凡命案皆刑事案件的“有罪推定”和对“命案必破”的焦虑与渴望。
案件中的一个细节很耐人寻味，死者颈部有一根绳索，绳索的另一端系在一块大石头上，仅凭此简单的两点，警方就将该案以“凶杀案”立案。这与佘祥林案中，一具女尸再加上佘祥林患有精神病的妻子此前失踪，警方据此确定佘祥林是作案嫌疑人何其相似！而当麻木司机提供线索后，警方这才“恍然大悟”，并经尸检、人证、物证多方证实，断定死者系自杀。笔者不禁要问，警方在立案之前有没有尸检？如果没有，为什么不？
显然，这些办案中存在的焦虑与毛糙，与“命案必破”的至理名言，不能说没有一点关系。命案一旦告破，则立功授奖，皆大欢喜，也就证明办案人员及领导是称职和负责的；命案破不了，那就表明你工作不负责任或者没有能耐，一票否决，领导甚至会丢了“乌纱帽”。
“命案必破”要求公安人员在规定的短时间内，必须对任何事物都有认识，对任何线索都能掌握，对任何证据都能获取。然而，这显然是做不到的，因为人类认识事物的能力是在渐进中提高和完善的。因此，为了迅速破案，办案进程中就极易出现两种倾向：一是，必要的立案、侦察、办案程序被简化、被忽视，逻辑推理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一是，嫌疑人基本的人权被侵犯、被践踏，刑讯逼供成为案件突破最快捷的手段。
“他杀”变为自杀，线索奖的“含金量”陡降，线索提供人虽然无厘头地“损失”了8千元，所幸的是线索无误，定案准确，除此而外再也没有其他的负作用。虽然是警方不讲诚信，但这样的黑色幽默，比起警方将“张佑龙家世代都不是好东西”如此荒唐的理由和线索也当真了，显然诙谐和轻松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