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副总理黄菊9月23日出席首届中国社会保障论坛时提出，要通过社会保障有效地实施再分配，使人民群众尤其是低收入群体都能分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构建共同的社会利益基础。(见9月23日中新网)
让穷人分享到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既是一个政治命题，也是一个技术命题。完善社会保障制度，让财富再分配体现社会公平，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
从社会的财富分配流程图，财富分配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应当以效益为基础，优胜劣汰。市场形成的第一次分配非常残酷的，优胜者与失败者之间形成巨大差异，从社会公平的角度出发，社会财富经过多环节的第二个层次的分配。比如，税收制度、个人所得税制度、社会福利制度、贫困线制度、医疗保障、失业救济制度等等；第三个层次是富人对于社会的责任。富人应当有责任帮助穷人改变生活条件，包括医疗、受教育等。
完善保障制度，确保第二个层次上的社会财富再分配，它对改善穷人的贫困现状有一定的帮助，这在近年来的社会实践中得到印证。譬如免征农业税、免除农民子女的义务教育阶段学费、新农村医院合作制度、城市低保制度等等，都让低收入群体真真切切感受到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所带来的好处。但是，在一个经济总量较低、地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国家，社会保障的能力有限，不可能对低收入群体的生活质量产生根本性的改变。因此，在完善第二层次分配，对他们进行“输血”的同时，必须提高他们在第一层次分配中的博弈能力，增加自身的“造血”功能，才是长治久安之计。
在著名经济学家舒尔茨看来，农民在进行行为选择时的基本观念与城里人并没有什么区别，造成穷人贫穷的绝不是什么他们的观念落后，而在于欠发展国家对农业部门的制度性歧视所造成的。对于长期处于城乡二元结构社会的中国来说，尤为如此。当农民进城打工还需要暂住证、农民工被城市保障体系拒之门外、农民女子在城市入学需要高额赞助费……等“非国民待遇”普遍存在的情况下，他们又怎么可能通过自身的努力来谋求与城市居民、富人同样的财富机遇与发展机会呢？分离成果又从何谈起？
因此，政府还必须走出“效率崇拜”迷局，在社会公平上多下功夫，多做文章，破除一切不利于社会公平，不利于社会成员自我实现的制度藩篱，以确保更多的低收入群体从公平合理的制度中收益，从而增进社会和谐发展。练洪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