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度诺贝尔文学花落土耳其作家奥罕·帕慕。瑞典文学院在颁奖公告中说，授予贝尔文学奖的理由是，“在追求他故乡忧郁的灵魂时发现了文明之间的冲突和交错的新象征。”“理由”耐人寻味，网上的讨论已热闹起来，其实还是炒剩饭：国人为什么拿不到诺奖。
国人为什么拿不到诺奖？这不是一两句话能够说得清楚的事。两年前华裔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先生曾说，易经影响了中华文化的思维方式，成为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的
重要原因之一，把诺贝尔奖与中国传统文化来了一个正面碰撞。学者方舟子力挺杨振宁，认为以易经为代表的中国文化缺乏逻辑性，而这与近代科学的根本思想是矛盾的。学者徐晓则认为儒家的“大一统”和“中庸”思想束缚了我们的创新思维，扼杀着天才。一言以蔽之，中国文化阻碍了科学的发展，科学落后，研究没有成果，自然拿不到诺贝尔奖。
以上学者的分析都没有错，但我以为，单就物质科学而言，中国物质科学滞后于西方，很重要一个原因是对待事物的价值观念上，中国人重道德，西方人重真理。道德强调好与坏，真理强调对与错。中国人做事之前，最关心做事的态度，如果“态度端正”，“出发点是好的”，至于用什么手段，得到什么结果就显得十分次要了。而西方人不同，他们更关心如何改进手段，实现结果。由此导致西方工具理性远比中国发达。照说重道德的中国，其价值理性要远甚于西方，可是事实并非如此。中国儒家的道德更多地用于协调人际关系，而不是协调人与自然、人与神的关系，故余秋雨说，中国的自然科学和神学都不发达，最发达的是人际关系，人际关系的发达必然导致内耗。
可是诺奖又不单只有科学奖项，还有政治、经济、文学等奖项，为什么在这些领域里我们也颗粒无收呢？有着五千年文明史，自诩文化悠久的国度，居然比不上一个建国只有两百多年的美国，拿不到一个文学奖，着实深深地刺痛了国人的自尊心。因此，拿诺奖，特别是拿诺贝尔文学奖，成为国人的期盼。这不单意味着零的突破，更是捍卫文明古国的象征。可是诺奖年年评，花落无我家，引发了国内舆论一年又一年的热烈讨论。
有网友说，我为中国人感到汗颜，土尔其这么小的国家都能获诺贝尔文学奖，中国的作家哪去了？把一肚子气撒到作家身上，似有偏颇，却不无道理。环顾四周，我们看到，天才如北岛漂泊无踪；名家如余华把一本书扩充成两本好多卖两个钱；市侩如池莉高喊着快感快感；诗人如赵丽华写“梨花体”起劲；牛烘如郭敬明还在坚持“抄袭有理”；叫嚣如韩寒被书商炒来炒去；前卫如卫慧来去不离脐下三寸；红火如海岩只能鸡毛蒜皮……当你看到这些现象，是不是还象某些人那样责怪人家瑞典文学院有偏见，审美观不同呢？拉不屎怕不能怪罪于茅坑。
诚然，中国文学源远流长，但是中国白话文学其实百年不到，单就一种文学语言的锤炼而言，中国文学问鼎世界，还有待时日。可这并不是主要问题，恕我直言，现在中国的文学就跟中国的足球一样，急功近利，鼠目寸光，被市场牵着鼻子走。我在另一篇文章里说过：追逐潮流失去自我的写作、追逐速成放弃难度的写作、追逐欲望放弃灵魂的写作，成为一时之流，文学固有的精神价值大面积失守，造成了当前中国文学“总觉缺少了一些什么”的现状。连自己都觉得不满意，如何让别人满意！
天天惦记着诺奖，冲着拿奖去写作，其实也是一种急功近利。有人甚至想通过“操作”来实现诺奖的零突破，更是急得有点狗跳墙。我很欣赏毕飞宇说过的一句话：面对写作，自己是一种最真实的状态，不会为迎合什么去决定自己写什么，放弃什么。我以为这才是真作家，当作家不去惦记诺奖，有一天诺奖可能会送上门来，那不是嘉奖他与世无争，而是嘉奖他极力争取。作者：廖保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