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日举行的“中国财经法律论坛”上，保监会法规部主任杨华柏对“铁路旅客意外强制险”进行了炮轰。现行的《铁路旅客意外伤害强制保险条例》规定，火车票中有2％属强制保险费，旅客的保险金额一律为每人人民币两万元。杨华柏认为这属不合理规定：依照现行保险法，只有法律和行政法规才能规定强制保险，铁路部门无权强制保险，且两万元的保险金额远远达不到受害人的赔偿要求——说“不合理规定”是给铁路部门留了面子，其实强制保险就是“非法”（见10月22日《新京报》）。
保监会官员对铁老大强制保险的炮轰引来公众一片叫好之声，许多网友在新闻后留言称，“对铁路部门这个霸王的监管才真正体现了监督的本质”——确实，监督的本质在于约束和制衡权力，监督应更多地指向那些掌握着垄断权力的强者，那些公民凭着自身力量无力抗衡和博弈的强势力量，而既踢球又当裁判、政企不分、在公众面前傲慢无比的铁路部门就属这种强者。从公众的叫好声中可以看到，保监会通过对一个强者的监管成功地树起了监督的公信力。
现实中这种来自监管部门的批评强者的声音太稀缺了：电信行业这类违法的霸王条款少吗，可谁见过对应的监管部门批评这些条款？银行、电力、民航这类的霸王规定少吗，可哪个监管部门批评过这些掌握着垄断权力的强者？一般都是消协这种弱势部门聊胜于无地点点名，舆论无奈地发发牢骚，公民以卵击石地“依法诉讼”等等。强势监管部门的缺位使中国的监管呈现出一种“弱者监管强者”的监督错位局面，可强者哪会在乎弱者的监督，收高额退票费、强制保险的铁路哪会理睬消协的炮轰和媒体的指责？
监管部门不监管手握权力、滥用权力的强者，他们监管谁去了？人们审视身边的那些监管会发现，许多本应指向强者的监管都指向了手中没有权力的平民和弱者。比如，高校财务的监管者不监管校领导有没有拿公款大吃大喝、教授有没有滥用课题经费，而是对贫困生消费进行无孔不入的监控，限制其消费高档手机、高档化妆品等；社会保障资金的监管者不监管官员会不会挪用和滥用这些资金，而是把监管注意力放在监督低保享受者会不会拿保障金去赌博、嫖娼、超生；价格监管部门不监管垄断行业高昂的企业成本，而是以“关心百姓承受力”为名盯着百姓的钱包；某些监管部门不监督官员有没有滥用权力损公肥私，而是对正当表达批评意见、含冤上访的百姓进行监管。当老百姓声嘶力竭地对那些强者进行反抗式的“监督”时，却发现监管部门的矛头更多地指着自己，这样的监督岂会有公信力？
其实对弱者是无须倾注太多监管注意力的。比如监控低保者，保障资金来自公民纳税，出于“共同的利益感觉”，纳税人自然会监督身边的那些低保享受者，防止其利用低保金奢侈消费，便无须自上而下地监控——掌握着垄断权力的强者才需要监管，因为在我们的制度中，公民无力对权力进行自下而上的监督，只有靠一种自上而下或者平行的力量才能起到监督作用。比如对铁路部门，保监部门就是这样一种监管力量。面对火车票强制保险，消费者协会、媒体、公民再多的批评也很难奏效，而保监部门的批评正击中其权力软肋。
从保监部门炮轰铁路霸王条款赢得公众尊重不禁想到了审计部门。审计署所以受到公众的拥戴，正在于这种监管力量只把矛头指向强者而非弱者，它的批评对象从来都是一些位高权重的部门——毫不留情地监管强者才能赢得公众的尊重。
曹林，青年杂文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