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鲁迅先生70周年忌日的到来，一种颇显另类的“纪念”方式——“还原”忽然时髦了起来。 通过先生种种生活细节，通过对其文字背后故事的挖掘，充满敬意或特别“不敬”地描绘出一个全新的鲁迅，一个家居的、琐细的、矛盾的，或虚伪或真诚，或磊落或阴毒，或恐惧或无畏，或和蔼或偏激的鲁迅，几成一时显学。
应该说，像鲁迅先生这样一个活着时无比清醒又无比痛苦、无比倔强又无比愤怒、
以笔为枪战斗了一生的勇士，其绝对不会计较于所谓“毁誉”。在此意义上，无论将其置于神坛顶礼膜拜，还是放逐于庸常无情的挑刺批判，对先生自身而言原无大碍。然而，当前这场“还原”，在很大程度上已经由严肃流于滑稽，有陷于“恶搞”泥淖之嫌。
譬如，在最近一期《南都周刊》推出的纪念专题中，赫然出现了这样的八卦章节：《姓名星座解读大文豪》。一署名“苏醒”的作者对鲁迅性格与“天秤座”的关系写出洋洋洒洒千余言：“我怎么都难相信如此犀利的人竟然是中庸的天秤。”“我不知道鲁迅的这个生日是否正确，虽然可以从命盘中找到他愤青的理由。”一署名“曾印泉”的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则煞有介事地“分析”了先生的字迹。由此，曾经被政治化、艺术化的鲁迅，正在被推向另一个极端——娱乐化的一端。这对于许多人所景仰的“鲁迅精神”，显然是一种拙劣的“恶搞”。
在某网站文化频道推出《以“不敬”的方式纪念先生》的专题中则可以看到，有人在研究鲁迅的日记里为什么写满了钱、鲁迅是不是大师级作家、是否有媚日倾向、是否应该对当代中国人信仰缺失负责任……这些问题虽然比较正经了一些，但仍然离主题太远。鲁迅所留下的遗产中，最重要的是他的文字，是通过文字所进行的国民性启蒙，是透过文字所焕发出来的那种精神。在纪念他时，最应关注的也应是这些，而不是他的私生活。通过对其私生活等种种细节的求全责备来变相否认其思想价值和精神力量，决不是明智的做法。
其中最离谱的，当属知名文化批评家朱大可对鲁迅的揣测和解读。几年前，朱大可便曾在《殖民地鲁迅和仇恨政治学的崛起》一文中对鲁迅先生的感情生活大加臆测，认为“鲁迅最珍爱的女人，是他在北京师范大学兼职时的左翼学生刘和珍”，并且认为鲁迅先生后期产生了严重的男性生理疾病，是他“最终丧失叙事和抒情能力而完全投靠文字暴力的另一原因”——鲁迅的“硬骨头”，他的“投枪、匕首”般的文字，竟然与他的情欲相干？研究和批评鲁迅竟至这种程度，真令人一时无言。好在，该观点的荒谬性近日已经被方舟子以翔实的资料予以驳翻。
“还原”鲁迅无妨，但请不要“恶搞”鲁迅。
郭之纯(河北 公务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