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清
北大的郑也夫教授在10月19日《新京报》上，发表了一篇《惟提价能保障“可持续洗澡”》。郑教授认为，国内的节水失败在水价太低，水价不涨，休想节水。他提出建议：北京居民和常住北京的人，每人每月两吨免费用水。“水价一提，节水措施就来了”。他这样解释自己的建议，不是自己不让大家洗澡，“是水不够”。
郑教授的建议有没有道理？毫无疑问：有。正如他所说，确实有人因为水价不高，对节水没有多大兴趣，“甚至节水倒赔了钱”。如果大幅度提高水价，不少人会对水费感到心疼，从而主动地节约用水。但是，郑教授高估了居民浪费的水量，也高估了提价对节水的作用。
郑教授指出，因为北京“根本就没有多少水”，所以“不能让您随意用水”。这话是对的。可是，他说“别跟我讲工业用水比生活用水多”，因为“北京不适合发展工业”，这就有点在故意回避问题了。郑教授在文章中说，北京去年用水总量将近35亿吨。我想问郑教授一下，在目前居民节水失败的情况下，人均生活用水是多少吨，你算过吗？
北京市加上外来人口，总人口约1500多万。一年的用水总量35亿吨，分担到每人头上是230多吨。可是，哪怕是最浪费水的家庭，你见过有人均年用水230吨的吗？按照《北京市水资源保护及利用规划》，2010年家庭生活用水总量在6．6亿立方米。严格按照郑也夫教授建议的用水量，每人每月用水两吨，1500万人一年用水总量也超过3．6亿吨。数字可以非常明确地说明，居民用水不是水资源浪费的大头，节水重点也不该放在“洗澡水”上。
笔者绝不反对让居民节约生活用水，但是，既然浪费北京水资源的主要是企业，就应该让它们承担起主要的节水责任。北京因为缺水不适合发展工业，难道就应该让企业按现状用水，让居民省出洗澡的水“喂”它们吗？2005年，北京企业每万元GDP耗水50吨，比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要高不少，企业在降低水耗方面有很大的潜力可挖。将眼光只盯在居民的生活用水上，只能说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
郑也夫教授表示，自己提出超标用水一吨收100元，是导致反对者炸窝的主要原因。然而，在笔者看来问题并不在这里。笔者认为，将居民的超标用水涨到100元一吨，绝不是实现节水目标的最有效方式，因为采取这一措施只能“小得而大遗”。况且，水资源再紧张，价格也必须符合市场规律。既然没理由将工业用水涨到100元一吨，凭什么要将居民超标用水涨到这个价位？
北京市自2004年8月1日起，将洗浴业的水价上调至每吨61.5元。这样一个高价，并没有促使洗浴业采取措施去节水。因为高档洗浴中心根本不在乎那么点儿水费，大众浴池无法大幅调高票价只能关门。涨价同样不能培养个人的节水意识，在工作单位、公共场所浪费水，你怎么用价格来调节他的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