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许多人把印尼、马来西亚、泰国、韩国的遭遇归结到外债，说是这些国家对外债的依赖使它们受重挫，但其根本原因不是它们的外债太多，而是它们普遍缺乏对权力的制度化约束，政府财政和外债被当权者私用。
相比之下，美国近9万亿美元的国债中，外债约2万亿美元，占近四分之一。而且，从国债规模讲，今天日本国债是GDP的170％，意大利、比利时国债都超过GDP的120％，美国国
债是GDP的70％。这些国家没有因高额国债或外债而产生金融危机、社会动乱，可是，上世纪90年代的亚洲国家、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民国中国以及过去20年里的拉美国家却因国债、外债频繁出现危机和社会动乱，这是为什么呢？
答案还在制度资本上，在对权力的制约以及政府预算过程是否透明上。18世纪中叶，英国的国债承受力也远比法国高，前者的人均国债高于法国，但那种高负债不仅没拖垮英国，反而是英国的国债利息只有法国的一半左右，根本原因与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之后所巩固的宪政制衡有关，那次革命之后英国王权受到议会的进一步制约，使国王不能随意征税、不能侵犯私人财产，财产税等只能由议会立法。由于议会更能代表社会的利益，并且其立法与决策过程也非常透明，这使证券投资者对政府有充分的信任，因此很愿意买英国的国债，相比之下，西班牙、法国的王权不受制约，国王的决策过程又不透明，多次对其国债赖账、拖欠利息，这些都无法让投资者对集权政府有信心。由此可见，一个国家是否能长久靠赤字加国债发展跟其制度架构分不开。
在经济增长的初期，增长的确可以是粗放式，甚至可以充满贪污腐败，但如果政府投资回报长期低于公债利率，如果财政被长期用于挥霍性形象工程并为贪污腐败提供基础，那么靠赤字或靠税收支持的财政开支只会是无谓地烧钱，使中国的负债能力快速下降，带来社会动荡。
因此，中国一方面应减税，至少应该控制税负增长，藏富于民，并同时进一步让政府退出经济，让市场真正发挥作用，提高民间创业与投资回报，另一方面可继续依靠国债促进发展。但是，这两方面都有一个共同的前提，就是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先行，否则财政赤字和国债的空间就会越来越小，靠赤字发展就无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