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农
近日，有“全国公益诉讼第一人”之称的丘建东，向福建省上杭县政府申报行政奖励475元，因为他认为自己状告邮政局的一场公益诉讼，促使当地同城特快专递从20元降到10元，让许多消费者受益。根据《福建省实施〈消法〉办法》“对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成绩突出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的规定，可以申请奖励。近日，上杭县人民政府派人给丘
建东送去800元奖金。（10月29日《成都商报》）
虽然800元奖金颇显“微薄”，但这个政府奖励公益诉讼的第一案仍令人倍感欣慰。公益诉讼由于其以追求社会正义为价值，视法律为社会进步的工具，可以以非法律关系当事人的身份，为受害群体提供法律援助，所以，公益诉讼能否得到政府支持并转化成一股正当利益博弈的民间力量，关乎和谐社会的建设。
在社会转型时期，一方面，一些财富在原始积累的过程中钻了经济转型中法制尚不健全的空子，甚至与某些公权力结合，在不正当竞争中快速膨胀，损害了国家、社会、民众的现实利益和长远利益，譬如环境污染、环境恶性开发。另一方面，垄断行业在高额利润驱动下服务价格“涨多降少”，对消费者有利的条款多年不见调整，而对自身有益的“霸王条款”层出不穷，甚至随意收费，雾团一样缠绕着普通消费者。
诚然，解决上述问题，需要宏观层面的制度建设和调控，需要公权力来予以纠正。但是，一方面公共管理权力尚不能触及到公共领域所有的微观层面；另一方面，如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所言：“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变的一条经验。”即使公权力能够深入到民生的各个具体而微小的细节上，也需要监督和制约。所以，在同一个社会的法律平台上，给公益诉讼以支持，应该是一个既优化公共管理、优化法治环境，又实现正当利益博弈、保护公共利益的双赢选择。
与国外悠久的公益诉讼相比，我们的公益诉讼尚处在一个微弱的起步阶段。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团体尤其是个体的公益诉讼活动，牵扯精力过大，成本较高，没有得到充分的社会支持。从这个方面说，政府奖励公益诉讼第一案具有积极的示范和导向作用。单就公益诉讼本身而言，政府部门对公益诉讼的支持，无疑是公共管理与民众利益的统一，并在此过程中共同促进法律实施，来维护消费者的法定利益。从长远来看，通过政府支持公益诉讼，倡导民众关心公共利益，并在各个利益团体的博弈中促进社会合理分配公共利益、进而合理分享公共利益，不正是和谐社会的企愿之一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