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常委会10月31日表决通过一项法律修正案，将死刑案件的核准权统一收归最高法院行使。这是23年来，我国对最严厉的刑罚——死刑所作的一次最重大改革。这个决定自2007年1月1日起施行(详见本报今日报道)。
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死刑复核权统一由最高人民法院行使，从形式与实质两方面昭示着一种理性的回归：从形式上讲，我们回归到由人权公约以及宪法、刑事诉讼法所
建构的刑事诉讼体系内，使得法律内部协调一致；从实质上讲，这样的回归告诉人们，公民的一些权利是不容回避，不可克减的，不得为了公共利益而无原则的牺牲公民的权利，公正的审判，始终是公民应该享有的基本权利之一。
但是，我们必须明白死刑复核权的上收，仅仅是刑事诉讼理性之旅的一个新起点，而绝对不是终结。明天，我们必须在理性的路上继续求索。我们在欣喜之余，还必须认识到，复核程序依然有着相当多的不足：如复核程序究竟是一个审判程序，具备审判的基本要素，还是一个简单的司法行政程序，仅仅履行一下必要的手续？又如，复核程序中当事人的权利如何得到充分的保障？再比如，我们如何实现对复核者的监督，防止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
这样的问题不仅困扰着我们，其实也曾困扰着我们的先人：我国古代设计了很多防止冤假错案的制度：如三复奏、五复奏等等，但是我们发现当时绝对的权力下，设计再精巧的制度，都避免不了被架空、被规避，甚至被放在一旁置之不理的命运。
此时，我们若反求诸已，可以发现，诚如著名刑法学家李斯特所言：“法律是一种文化现象，它与整个文化联系在一起。”没有整个社会的理性，没有权力制约体系的理性，没有整个法律文化与社会文化的理性，在刑事诉讼中复核程序中的理性终究是一种空中楼阁。
所以，我们既寄望于那些参与死刑复核程序的人，希望他们能够慎重地对待手中的权力，能够理性地对待每一个案件；也期望于每一个公民，认识到“对个人自由的最重要的保障，是制定一个给予犯罪人充分辩护权的制度”，正确看待犯罪人的辩护，视保护犯罪人的辩护权为保护我们社会本身，不要允许任何明里暗里剥夺犯罪人的辩护权的现象再次发生。
总之，在死刑复核由谁进行的问题解决之际，我们更关心的是有关部门如何更好地运用这项权力，让其实实在在地增加社会总体福利，增加社会的文明与理性。实现公正与公开的裁判，权力得到严密地监督，使复核能在法律之下远离私心而作出，而这一切都需要我们每个人的不懈努力。
邹云翔(作者为江苏省泰州市人民检察院工作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