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民营企业家的原罪问题，因近日严介和等人的资金链绷紧与受调查传闻而再次成为热点。只要社会仍处于转型阶段，关于企业家的原罪之争就永远不会过时。
没有人会否认我们这个社会亟需企业家，亟需企业家的创新能力，但我们在面对单个的企业家时，却常常运用非黑即白的逻辑，试图赶尽黑心企业家，只留下慈善的、为民缔造福祉的、成为全民榜样的企业家。但这个世界果真非黑即白吗？恐怕未必。尤其在一个制度
大变迁的时代，我们更多的是在灰色的空间中生存。勇于承认这一现实，而后将制度推向完善，才是可贵的有担当的态度。以某些群体作为彻底的负面样板，来为整个社会赎罪，是社会集体思考能力的怠惰与市场的不幸。
从历史的眼光看，我们在“文革”以前就开始批投机倒把，但到现在才敢于承认，所谓投机倒把，有时不过是市场流通与追逐利润的同义词，何罪之有？但这一认识过程是如此艰难，不能不承认，除了最恶劣的因为权贵体系暴得财富成为市场主流的人士之外，多数起于民间的企业家具有可贵的经营素质，他们都有猎狗一样灵敏的财富嗅觉，以及猎豹一样捕获财富的能力。他们的财富既是经营能力的体现，也有善于利用制度漏洞的一面。毫不奇怪，许多企业(不独民企)会到开曼群岛等地注册以避税，而后到香港等地上市以获取全球的金融资源。正如现在国有商业银行高管难免马桶圈效应，他们不能从马桶上起身，将财富彻底暴露于阳光底下，中国的企业家也存在一个马桶圈效应——与权贵为伍，挖大制度漏洞，以尚存缺憾的体制为自己的淘金乐园。为此，他们受到了全社会的炮轰与追究。
这样的追究有充足的理由，将迫使他们尽力争取改变自己的生存环境。但如果因此将企业家的功劳一笔勾销，否定他们的市场能力，并进而呼吁行政权力介入市场微观层面，那么，我们将永远无法消除产业企业家原罪的土壤。
我们理应对转型期企业家原罪进行追究，进行深入剖析，并以此为标志建立此后的追究制度，使得民族的智慧得以提升，正向的制度建设力量得以加强。即使我们无法像福特赦免尼克松一样赦免有原罪的企业家群体，起码可以给企业家赎罪的机会，让他们以更有效率的企业、给工人更高的工资、甚至以向社保基金付款的代价，来洗去自己的罪责——如此，既能认清并洗刷原罪，同时也不损害企业家的精神与市场化的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