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霍尔在其《城市文明》一书中，研究了跨时2500年(从公元前500年的古希腊雅典到19世纪的巴黎等)中的20多个城市，发现这些城市在演化过程中都有一个很关键的10年到20年的时间。在这个时间里，城市发生了巨大变化：处于经济和社会变迁中大量的新事物不断涌现，融合并形成一种新的社会，他把这个时间称为城市发展的“黄金时代”。在城市的演变中找到并推动这样一个关键点非常重要，在我们身边就不乏这种例子：清朝末代状元张謇从1895年起到1920年，在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做成南通的城市规划；上海浦东自1990年开始
至今才十多年时间，已经基本上由原来的农村地区变成一个崭新的城市，为世界所瞩目；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深圳、昆山等一大批城市。
眼下中国的城市发展正如火如荼进行，可以说政府、企业、市民构成了影响城市演进的三股力量。由于分权体制，地方政府承担了过去由国家政府承担的义务，转而面临越来越大的增加公共服务的压力，这就使得许多城市在城市政府的政策中实现了惊人转变，从管理主义变成“企业家主义”。这种企业家的态度把城市看作一种产品，需要在市场上售卖，而对交易的重视要求城市进行重建，以便吸引全球的投资者。加上政绩考核体制的推压，地方政府成了强势的利益主体，它把城市的开发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来抓，无论出于就业、税收、GDP增长、社会稳定或别的动机，都必须这么做。因此从政府的角度来讲，这样的动力一直是不竭而强劲的。观察一下各地房地产市场的状况，最不愿房价跌下来的，恐怕就是地方政府。在我国，土地是国有的，而农民的土地或者说“集体土地”，它用于开发也是最容易被征收的。另外比如我们买了产权房，可土地使用期是70年，商业用房40年，这之后呢？还是国家的，仍旧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中国的土地制度很早就决定了，不可能让一个人私有土地永远可以传下去，所以政府先天就是最大的“地主”，并且通过城市化，一切资产的价值最后都将体现在土地价值上，属于国家所有。
而企业选址，主要考虑成本因素。在运输成本占总成本较大比重情况下，分别由资源导向和市场导向决定；在运输成本只占总成本一小部分时，则取决于地方投入品导向，这涉及到当地的公共服务和舒适度。因此，无论是交通设施，还是其他投资环境，都会影响企业用脚投票。这就是列斐伏尔谈论过的“空间的生产”：“我们可以见到公路、机场和资讯的网络散布在空间中。在这个空间里，积累的摇篮、富裕的地方、历史的主体、历史性空间的中心——换句话说，就是城市——急速地扩张了。”“土地、地底、空中，甚至光线，都纳入生产力与产物之中。”如此，动力是有了，然而结果呢？实际上，中国不少城市的发展今天呈现出一种让人迷惑的独特性：城市化的进程，在速度上在规模上在气势上也许都可诩为世界第一；而众多城市的杂乱面貌和几乎不讲逻辑性的风格与样式的拼合症状，可能也是无以复加的了。不妨看看我们所熟悉的不少城市，几乎都在成为哈佛教授库哈斯所描述的那种“通属城市”(Generic City)：一切“通属”，兼容并有，无都市计划可言，计划了也没有用，因为发展太快，没有历史的自觉，“过去”在我们的心目中越变越小。这种通属城市的马路只供行车，摩天大楼遍地皆是，互相也没有什么结构关系，而行人被高架通道引入迷津(犹如在游乐场)；无所谓地方特色，保存少许地方文物(或者是仿造)只是为了供旅游之需，这种城市最常见的生活标志就是机场和酒店。
最后，普通市民乍看起来无权无势，其实他们体现着所居城市的性格。你若想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只有靠这个城市的人群的时尚生活给你灵感。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要人们注意到城市环境乃至居住方式对个人的意义。他说，一个家庭的居处，屋内的布置，烹饪的器具，日常的用具，以及房屋在地域上的分布情况，交织在家庭生活中，“它们极深刻地影响着家庭的法律、经济及道德等各方面。不论住宅是高耸云霄的大楼或是不蔽风雨的篷帐，是富丽堂皇的别墅或是简陋矮小的茅屋，一家的文化特性与其屋内的物质设备有着密切的关连……”
我国的“十一五规划”，首次从过去5年编制一次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更名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从“发展计划”到“发展规划”，一字之变，彰显了和谐社会的城市发展和规划，将遵循可持续发展、公共参与和公共利益至上、法制等原则，开始了变政府主导为以市场为基础的政府、企业、居民互动的深层变革，这也许是开启城市发展“黄金时代”的一个新契机。(作者为复旦大学城市经济研究所所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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