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江：基尼系数在中国失效了吗？

　　近一段时间以来，国内经济界以及政府有关经济部门都在热烈讨论“基尼系数”的问题。有的专家和学者惊呼，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边缘，如不及时采取相应措施，社会将会发生动荡，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

　　实际上，自2001年以来，理论界以及经济界就已经就国内的“基尼系数”问题进行了讨论。曾经在某一年的“两会”上，朱熔基总理就曾经就此问题专门发表过自己的看法。尽

管普通老百姓还不能了解“基尼系数”的真正含义，但是，从新闻界以及有关政府部门对其所关注程度，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人们对于中国经济发展以及国计民生的关注，这是一件好事情。

　　要破解“基尼系数”在中国为何被如此关注的原因，还要从“基尼系数”本身谈起。

　　“基尼系数”是国际上用来综合考察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的一项重要分析指标。1922年，由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提出，其根据洛伦茨曲线找出判断分配平等程度，并定量测定收入分配差异程度的指标。该指标被提出后，被国际(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广泛采用，为纪念基尼所做的贡献，经济学界将这一分析指标命名为“基尼系数”。简单的阐述其经济含义是：在全部居民收入中，用于进行不平均分配的那部分收入占总收入的百分比。

　　"基尼系数''最大为“1”，最小为“0”。前者表示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绝对不平均，即100%的收入被一个单位的人全部占有，而后者表示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绝对平均，即人与人之间收入完全平等，没有任何差异。但是这两种情况只是理论上的绝对化形式，在实际生活中一般不会出现。因此基尼系数的实际数值只能介于0—1之间。

　　目前，国际上用来分析和反映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方法和指标很多。“基尼系数”由于给出了反映居民之间贫富差异程度数量的界线，可以较客观和直观地反映和检测居民之间的贫富差距，预报和防止居民之间出现贫富两极分化。因此，得到世界各国的广泛认同。在我国受关注，也有此原因。

　　按照国际惯例，基尼系数在0.2以下，表示居民之间分配“高度平等”，0.2—0.3之间表示“相对平均”，在0.3—0.4之间“比较合理”，同时，国际上通常把0.4作为收入贫富差距的“分水岭”，认为0.4—0.6为“差距偏大”，0.6以上为“高度不平均”。

　　根据国际上这一惯例，近年来，一些海归派人士以及学院派专家根据他们的计算方法，认为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到了或过了“分水岭”，并且有继续发展之势。

　　目前，对于我国的“基尼系数”，专家们通常计算三种，即：农村居民基尼系数，城镇居民基尼系数以及全国居民基尼系数。

　　根据有关资料，中国的基尼系数依次为：1978年为0.18，1981年为0.29，1988年为0.382，1994年为0.467(有另外资料显示为0.434)，1998年为0.456，1999年为0.457，2000年为0.458，2001年为0.459。2005年，居民个人年收入和人均家庭收入的“基尼系数”分别达到0.529和0.561，并且，每年都以0.1%的速度递增。从这一数据可以看到，上述指标已经超过0.35—0.4的国际警戒标准线，过了“分水岭”。这也是各界对此关注的一个主要原因。

　　国外的一些专家近年来也纷纷发表自己的研究报告。2006年6月29日，英国《金融时报》刊登了特约撰稿人陈旭敏的一篇研究论文，在其撰写的“中国的基尼系数”一文中，将中国的基尼系数定为0.47，在亚洲仅次于菲律宾，超过了所有的欧洲国家。

　　针对国内外的这些研究报告和数字，国内外一些专家(包括吴敬链)都表达了不同的观点。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专家易刚教授(其也是

　　笔者没有认真研究有关专家提出的报告。但是，有一个事实就是：危言耸听的“基尼系数”大大超过“警戒线”之事在中国并没有带来太大的负面影响，所谓的危机或者动荡并没有恐怖地出现。

　　是不是基尼系数真的像有关专家所言在中国“失效”了呢？

　　笔者认为，“基尼系数”在中国并没有失效。只是具体问题需要具体分析和对待，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理解中国的“基尼系数”的意义。

　　自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我国进入改革开放时期，在短短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中国的经济出现了快速稳定增长，城乡居民的收入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提高。也正因如此，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期，一些专家提出了中国基尼系数问题。进入新世纪后，对中国的基尼系数过高的担心更走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笔者不怀疑一些专家的计算方法，也不去质疑其“基尼系数”指标数字的准确度，只是想从另外一个方面分析一下“基尼系数”在中国“失效”的原因。

　　中国十三亿人口中，约有八亿以上分布在农村。根据2006年最新统计，大约10%的农村人口流入城镇(约1亿人口)，由于城乡发展距离拉大，以及东西部以及中部的经济发展差距拉大，全国经济发展并不平衡。即使是同一区域(例如，珠江三角洲地区，长江三角洲地区以及环渤海经济区)城市与城市之间的差距也很大。

　　一方面，由于中国农村经济发展越过“温饱型”阶段，大批的农村务工人员涌入城市，尽管这一部分人口的收入处于较低的状态，但是由于中国传统的思想束缚，大部分农村务工人员并没有把在城市定居作为第一目的，而是通过在城市劳动，最终回到家乡生活作为工作目的。这就大大减少所谓“城市居民”被列入换算的“基数”，也不能把他们暂时在城市生活的形态作为长期城市居民来对待。

　　城市与城市之间的情况更加复杂。以北京为例，几年前，大批的北京人到天津去购买生活用品以及消费品或请客吃饭等。在北京，买一套150平米的房子就大约要120多万元人民币，而这一价格可以在许多城市买一栋漂亮的

　　对于一个幅员辽阔，且发展水平差距很大，又有地理、人文、传统观念、民族等因素影响的中国来说，如果不能深入了解这些情况，那么，在书斋里或研究所里所计算出来的数字当然就不能有说服力了。

　　我国正在全力进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的社会，在向“小康”目标努力的过程中，要积极借鉴国外先进的方法和经验，特别是发达国家的一些行之有效的经济学分析方法。但是，所有这一切都要求我们在引进和消化的同时，要紧紧抓住中国特色这一主线，要把“舶来品”和中国的历史、地理、民族、文化以及传统等非经济学概念考虑进去，还要针对不同的地域、人群、民族以及发展程度而有区别的对待。只有这样，我们所得出的结论才是科学的，才是有价值的，才能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有指导和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