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卫东：崇拜量化考核使学者沦为论文机器

　　表面上看，这种以量化考核为核心的学术评价机制是一种简单易行、合理甚至公平的评估方式。但事实上，这样做彻底抹杀了人的创造潜能的多样性

　　崇拜量化考核使学者沦为生产论文的机器

　　一段时间以来，我国的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都在积极推进量化考核。所谓量化考核

，就是制定一系列的统一标准，把学者们的研究成果量化为一些具体的数字，然后再通过对这些数字进行评估和评比，在学者之间制造出名目繁多的高低优劣，还进一步把数字化的评价和评比结果与学者们的切身利益紧密挂钩。表面上看，这种以量化考核为核心的学术评价机制是一种简单易行、合理甚至公平的评估方式。但事实上，这样做说到底是把高度复杂的智力劳动简化成为单一的机器生产，彻底抹杀了人的创造潜能的多样性。在这种学术评价机制下，统计数字成为了终极追求，个体之间差异被抛在脑后。于是，追求数量简单而不断的增加，就成为了学者们唯一的目标，至于学术思考的深刻性、学术研究的创造性等，也就自然而然地被放到了次要地位。

　　伴随着这样一种数字化的大潮，一种学术拜物教粉末登场了，这就是对所谓的《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等(如SCI/CSCI、SSCI/CSSCI等)中外不同引文索引系统的信赖和崇拜。调查显示，国内绝大部分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都陷入了这样一种学术拜物教的迷狂之中，认为凡是学者们发表的学术文章被收入了这些引文索引系统，在量化考核时的分值就会比收入普通学术杂志和同人杂志的文章要高出许多。一时间，对于这些引文索引系统的盲目追逐，已经使得学者们沦为了生产论文的奴隶和机器。

　　不仅如此，在数字化考核的驱使下，学术界还出现了畸形的恶性竞争。面对量化考核制度，学者们很难进行自我确认，他们的研究成果随时要接受数字的检测，学者们的自信正在受到严峻的挑战。加之量化评比和个人利益关系密切，学者们迫于无奈，只好把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都放到了争取课题和经费上。这样的恶性竞争不仅没有促进学术的发展，反而使许多高校教师产生了心理上的职业倦怠情绪。

　　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孕育和产生一位以研究为旨趣，以思索为乐趣，以学术为志业的学术大师，又谈何容易呢？因此，对于我国学术界，当务之急就是积极寻求学术评价的“制度创新”。

　　德国学术大师辈出的启示

　　就说德国吧，我们都知道，这是一个盛产学术大师和思想大家的地方。虽然同处于一个文化传统和社会结构当中，但大师们的成长道路、学术风格、思想路径都是很不一样的，无法用同一个标准来衡量和要求他们。有两个非常有代表性的例子，或许对我们多有启发。

　　一个是在中国学界广为人知的德国著名哲学家伽达默尔，他的代表作《哲学解释学》、《真理和方法》等对我国学术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虽然如此，恐怕不太有人注意到，这位著名的哲学家厚重的代表作《真理与方法》是在他60岁那年出版的。如果没有一个自由、多元化的学术空间，伽达默尔可能会很早被抑制在他的个人思想发展的初期。

　　另一个例子是笔者在荷兰格罗宁根大学访学时，听哲学系的罗勒·诺塔教授在席间讲述的。他说他在德国哥廷根大学学习的时候，社会学系有一位著名学者，一生只撰写过两部著作，此外一直都是处于搁笔状态，专心从事教学，成天同学生们打成一片。两部著作中的一部是为了拿教授资格而撰写的论文，另一部著作的出手则是纯属偶然。有一次，一家出版社为了出版一位同行的著作而邀请他担任匿名评议。让出版社大为吃惊的是，此公审读完同行的著作之后，不是像我们现在这样三言两语写个评议了事，而是觉得自己有话要说，最终提交给出版社的评议结果著作比被评议的著作还要厚重。出版社也趁势干脆把这两本著作一起推出，在学术界一度传为佳话。

　　德国有一个非常优良的传统，那就是学术自由。

　　早在1670年，斯宾诺莎就提出“探讨自由”，这就是后来“学术自由”的雏形，这种理念经洪堡等人传播，在19世纪的德国被彻底确立了下来。这种学术自由的深厚传统深深地影响了德国的每一个读书人，使得德国学术的发展有了一个良好的土壤。于是，我们看到了一个良性的学术生态循环机制：学术自由促进了学术繁荣，学术繁荣孕育并造就了一批又一批闻名世界的学术大师。

　　当然，我们也都知道，无论如何自由都是有限度的，在十分注重制度优先性的德国，学术自由更多地可以说还是依赖于和得益于完善的学术制度，包括良好的学术培养设计、有效的学术评价机制以及宽容的学术舆论和社会舆论环境。概而言之，德国学术制度的首要特点就是多元化、非量化的评价体系，学者们并不受制于某种单一的评价标准，学术成果具有自身独立的价值，并不需要被量化为一些可以相互加减的数字，专家系统和同行共识能够更多地介入学术评价。学者的研究充满的是“社会关怀”，而不是“社会追求”；得到的是“社会的关注”，而不是“社会的苛求”。

　　可见，对于我国学术界来说，尽快驱除数字化的幽灵，通过制度创新，为学者们营造一个自由的、自信的学术氛围，营造一个积极的、宽容的社会氛围，不再把学术的探索和思想的创造笼罩在“分数”的“恐怖”之中，恐怕是促进我国学术界孕育出学术大师的第一步，也是至关重要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