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刘鹏8日在贵阳强调，北京2008年奥运会临近，为保证训练质量，现役运动员包括明星运动员将不允许参加各类社会活动。刘鹏认为，运动员参加社会活动比较容易分心，对此如不加以规范，运动员的生活训练秩序将受到干扰，不利于北京奥运会的备战。（11月9日《新京报》）
“国家利益高于个人利益”，这一曾被广泛宣扬的逻辑，再度从刘鹏的命令中飘洒
出来。当运动员的个人收益与国家的体育荣誉碰撞时，官员毫不犹豫地站在了后者一方，运动员的利益则被置于九宵云外。运动员应不应参加社会活动呢？这是一个道德问题。而运动员能不能参加社会活动，则是一个权利问题。国家体育总局之错就在于，以高调的道德去否定脆弱的权利。
从道德层面分析，以体育为业的运动员，应该谨守这样一种职业道德：以一种专心致志的精神面貌，以一种健康文明的竞技方式，去追去更高、更快、更远的体育成就。医生的天职就是救死扶伤、教师的天职就是授业解惑，基于同样的道理，运动员除了刻苦训练，勇夺桂冠之外，本不应有太多其他的追求，尤其是当这些追求影响到他们的本职工作时，尤其是当运动员承载着国人的奥运期待时。刘鹏的命令实质上就是基于这一道理而发出的。
然而，道德归道德，权利归权利，道德不可以僭越于权利之上。教师在讲课、研究之余，“走穴”挣外快，你可以骂他贪图富贵、不务正业，但你不可以用一道禁令封杀之，因为他有表达的权利，他既然可以在大学里表达，当然也可以在企业里表达。运动员参加社会活动，实质上也是一种表达。做广告、搞募捐以及其他的种种社会活动，都是利用运动员的名气来进行一种宣传。这种宣传即是言论，而言论自由是每个公民都享有的宪法权利。
显然，运动员参加社会活动的权利遭到了国家体育总局的践踏。可是，可以预期的是，没有哪个运动员会明目张胆的向这一命令叫板。这倒不是由于运动员们个个职业道德崇高，也不是因为他们权利观念淡薄，而是一种竞技体育的国家垄断所致。在这种垄断体制下，只要你想靠体育飞黄腾达，除了老老实实的进国家队之外就别无选择。而要进，就必须在体育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格式契约上签字画押，毫无讨价还价的余地。这种体制下的服从，更多的是基于强制而非自觉的伪服从。
从国家体育总局、国家体育荣誉的角度审视，运动员“走穴”的确干扰了训练；但是从运动员的利益角度考量，实质上是训练干扰了“走穴”。在二者之间，应该有一个平衡。国家的体育荣誉并不必然高于运动员的个人权利，因此，刘鹏局长的决策应该吸纳运动员的意见，否则，就有专横独断之嫌。
稿源：红网 作者：雷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