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刘鹏8日表示，北京2008年奥运会，中国军团备战形势非常严峻，现役运动员包括明星运动员不得参加各类社会活动。北京奥组委顾问魏纪中认为刘翔代言某广告有负面影响。（2006年11月9日《新京报》）
从反对体育娱乐化到现役运动员不准参加各类社会活动，体育当局的用意显然是好的。社会活动的繁多势必会干扰运动员的正常训练，不利于备战奥运。但必须承认，商业价
值最能体现一个运动员的职业价值，这点已成为国际通行的惯例。运动员正常训练与参加社会活动，并不是绝对对立的。运动员在训练之余参加各类社会活动，对于提高现代体育的开放性和公众参与热情，无疑是十分有利的。因此，过分估量运动员代言广告等社会化行为的负面意义，而实行封闭化训练，拉开体育与公众的距离，势必将会使体育退回到过去唯体育化和唯政绩化的理念中去，这难道不是更大的负面影响吗？
在报纸的体育和娱乐新闻津津乐道于刘翔一个广告进帐多少多少，姚明不停刷新全球明星财富榜的座次，男足个个都是大款之时，我们也看到了这样一些令人心情沉重的报道：举重冠军邹春兰退役后当起了搓澡工，自行车冠军贾根萍则生活在被垃圾包围的简易平房里，而有的女足队员退役之后还不如邹春兰，很多女足球员都没有工作。至于下岗、做小生意谋生、生活根本没有着落的事例更是比比皆是。有的人为国家赢得了辉煌的荣誉，有的人甚至把脚都练残废了，而今却连孩子的奶粉都买不起，生活的比普通人都不如。显然，他们都是一些政绩化体育的牺牲品。而这些，难道不是更大的负面新闻吗？
少数运动员的暴富并不足以改变多数职业运动员的困厄。体育当局更该思考的，是如何完善运动员退役后的保障机制，提高运动员的社会生存能力。当运动员生活得没有安全感，是很难一心为国争光，而不为退役后的生活打算的。如果现有的职业体育机制认为是国家培养了运动员，运动员就该抛弃个人利益一心效力国家，这种认识无疑是片面的。因为国家虽然养活了运动员，而运动员同时也把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了国家的体育事业，他们失去的可能更多，当他们的运动生涯终结，学历、年龄、技能上的劣势一一暴露之时，国家还能养活他们吗？他们趁年轻辉煌的时候为日后打算又有什么错呢？
今天上午，已立案近两个月的马拉松女弟子状告“恩师”王德显侵占财产一案在海淀法院复兴法庭开庭审理。10月15日，新华网发表文章剖析了艾冬梅等人状告王德显“侵吞”工资及奖金、孙英杰披露遭王德显毒打致伤的事件。王德显领取队员工资有签名字据为证，毒打孙英杰致其受伤又有奥运冠军邢慧娜亲眼目睹。人证物证俱全，表明王德显的劣迹确有其事。令我们感到沉重的是，孙英杰这样的著名运动员尚且遭受暴力控制，在体育的政绩化和行政化方向没有发生根本逆转之前，显然运动员的整体命运并不容乐观。因此，在我们的眼前闪过刘翔、姚明、田亮、伏明霞等一个个金光灿灿的名字时，那些没什么名气或压根不为人所知的运动员，他们的境地才是运动员运动生涯的真实写照。我想，与其盯着几个大红大紫的运动员做文章，不如关注大多数运动员的命运和利益，这才是提高国家体育水平的关键所在。
稿源：红网 作者：司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