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小立：大学要创新传统可继承

　　编者：11月20日，总理温家宝在中南海主持召开教育工作座谈会。总理坦言：“去年看望钱学森时，他提出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我理解，钱老说的杰出人才，绝不是一般人才，而是大师级人才。学生在增多，学校规模也在扩大，但是如何培养更多的杰出人才？这是我非常焦虑的一个问题。”总理焦虑，许多关心中国高等教育的人也焦虑。大师级人才该如何培养，人们容易联想到中国现代大学

制度建立之初的盛况，那个时候，正是大师辈出的时代。尤小立先生认为，在那个大师辈出的时代，中国大学其实已经形成了现代性传统。这个大学传统，应当是复兴中国高等教育的弥足珍贵的遗产。

　　文/尤小立

　　传统大学的学术本位

　　这两年，围绕大学教育的讨论一直方兴未艾，而改革的措施也从人事制度延伸到研究生招生制度和培养模式，这一方面说明，大学人开始自觉，其角色意识和反省意识逐渐增强，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社会对大学的期望和要求在提高。然而，如今谈大学教育仍旧以“崇新”、“崇洋”为主，“返其旧心”、回归中国现代大学制创建时期之传统的呼吁和尝试反而被边缘化。

　　现今学院派的中坚，多是文革前或文革中接受中学教育，文革后成长起来的，由于现代中国教育传统的中断，他们所受的大学教育要么是苏联教育模式的遗绪，要么是当代西方式的教育(如海归人士)。没有真正受到中国大学传统的熏陶，从情感上是难以认同中国大学的传统的。近年来，在有识之士的不断呼吁之下，中国大学的传统和精神也多少影响到了大学改革的决策者和执行者。我们从一些大学校长的正式讲话中，偶尔也可以听到蔡元培、梅贻琦的名言，但由于相关知识上的缺乏，一些名言屡次被引错，甚至张冠李戴。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中国传统大学制度其实一点儿也不守旧，应该说她建立伊始，就具备了现代性。蔡元培依照洪堡的教育理念改造北京大学，是众所周知的。但这个传统撒播到他们的学生辈，从而形成了一个优秀传统，却不一定为人熟知。清华学校1928年国有化后，“五四”学生领袖之一、北大毕业生罗家伦是国立

　　传统大学的制度建设

　　过去有一个错觉，以为一讲中国大学传统，就只有过去的精神和陈旧的理念，这些精神和理念适合于当时未必适用于今天。其实，大学精神本身就是超时空的，因为它是与大学产生相伴而行，并且是环环相扣的。上面提到的大学乃学术机关的定位就是一例。正因为是学术机关，大学才以教师和学生为中心；以这二者为中心，才可能发展学术；学术的宗旨是求真，是科学的态度；因为求真，所以才“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而这，正是培养杰出人才的基础。

　　陈平原先生谈到大学时，特别强调大学要有“故事”。其实，“故事”也有文化含量的多少之分。当年，无论清华教授是“懒”，还是“笨”(钱钟书语)，都还不乏学者的风范、学术的真诚。当今的大学，一有“故事”，必是与利益相关的“事故”。难怪数学大师丘成桐先生要毫不留情地加以揭露和批评。当年，北大蔡元培校长脱去上衣，挡在大门口，做出“决斗”姿态的故事，今天无论如何是不会发生的。因为对大学生而言，校长只是毕业证上的私章或符号，活生生的人根本就见不到。

　　另一个认识上的误区，是以为中国的大学传统只有精神，没有制度。前两年，有大学成立教授会，马上有报道说是“创新”，但实际上，此举不过是“继承”。因为教授评议会是蔡元培、蒋梦麟时代的北京大学实行过的。早在1912年12月24日，由时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总长蔡元培起草，以教育部名义公布的《大学令》中就有相关的规定：“大学设评议会，以各科学长及各科教授互选若干人为会员”，“评议会审议下列诸事项：一、各学科之设置及废止；二、讲座之种类；三、大学内部规则；四、审查大学院生成绩及请授学位者之合格与否；五、教育总长及大学校长咨询事件。”这就是“教授治校”的制度。

　　以大学传统观照现实

　　现代中国的大学主要采用的是欧美大学模式。它最初也是从模仿开始的，而且崇洋的风气在一些欧美出资创办的大学里还相当严重。然而到20年代后，学者们开始注意中西教育方式的融合。胡适就曾挖掘传统书院教育以补欧美模式之不足。傅斯年的说法也反映了当时中国学者对欧美教育模式的反省。傅认为，中国大学是欧洲大陆派与美国派的混合体。由于没有协调好二者的关系，杂糅于一处，“实在是乱糟糟的”。他提出，在教育上必须注意中学与大学的区分与衔接，必须在注意欧陆的教育以及美国教育的前因后果上，确定采取的教育方式和教学方式，这样才具有合理性。由此可见，中国现代大学的传统既是非西方式的，也是非古典书院式的，它本身就是经过了前辈的消化吸收后的中西结合的产物。这样的遗产，不仅比直接从西方那里照搬的制度更容易为国人采纳和接受，其消化和反省的方式也正是现在需要借鉴的。

　　事实上，当今中国大学争论的问题，大多还是过去的问题，甚至是过去解决了的问题。大的方面不必多说，就从小的方面看，比如到底是以教学为中心还是以学术为中心，教授是否要上本科的课等现在仍争论不休，可半个多世纪前，傅斯年已经明确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一个专教书的大学，不会把书教得很好，因为学术水准低，自然不会把书教得深入浅出。”“我们要在一年半之内，集中精力，改进各种通习科目，建设本校的教育制度，务使来校的学生，一进大门来，便得到第一流的教授教他们的普通课，教课之需要实习者，得到充分的实习机会，有富于教本参考书的阅览室可用，有优良的助教改他们的卷子”。

　　中国近现代的人文传统不仅反映在大学教育领域，它还表现在其它方面。它的优秀部分，简言之，是一种重视人本身的精神。这个精神里有西方的个性、宽容和自由，也有中国古代传统儒家入世、道家的飘逸和墨家的平等。总之，它不是纯粹一家，是融合了东西方文化的精华而有中国特色的。

　　尤小立

　　苏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20世纪中国思想史、文化史与文化哲学研究，关注大学教育和文化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