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9日提请陕西省十届人大常委会第28次会议审议的《陕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办法（修订草案修改稿）》，将“性骚扰”的含义（违背妇女意愿，以含有淫秽色情内容或者性要求的语言、文字、图像、电子信息、肢体行为等方式骚扰女性的行为）写进了地方法规。（11月30日《华商报》）
可是，有委员在解读时，竟离谱认为“吹口哨、抛媚眼、长时间盯着女性身体第二性
征部位看等行为，只要违背妇女意愿”属于性骚扰的范围，简直叫人傻眼。仔细辨析，稍微理性者不难看出如此解读，与法规定义是风马牛不相及，八竿子打不着，硬生生把把道德层次的问题提升到法律的层面来。尽管其有误，可人人皆有言论自由，作为个人见解也无可厚非。但让人不解的是，大多数时论者，竟然把此委员的解读误为法规阐释，忽视了这只是个人的看法、无具备法律效力事实这个大前提，在错误的命题下拼命反证命题的真实性，对将“性骚扰”定义后写进法规大批特批。这就不得不引起人关注与深思。新闻讲究客观真实，评论更须冷静思索，不能见风就以为是雨，不能为了时评而时评，不能把“屎”当宝贝供奉。
将性骚扰明确界定，并写入法规，以此来加强捍卫女性权益，立法者的目的值得称赞。在美国，法规对于性骚扰的定义，也多是“不受欢迎的带有性色彩的言行”、“不情愿的触摸”、“令人反感和冒犯的言行”等带有性色彩不被对方接受的言行，加利福尼亚州最高法院还曾裁定，如果员工在晋升方面输给与老板睡觉的同事，那么这些员工可以性骚扰罪名起诉其雇主。对比起来，从立法角度讲，陕西此次对“性骚扰”的界定可谓不宽不松，完全没有列出如某委员认为的具体违规条目，限制的范围也没外国那么广泛。从司法角度讲，它补充了原国家法规条款中“禁止对妇女实施性骚扰”的空洞带来的司法界定问题，使得法官在判案时有一定的依据和弹性空间。尽管有不如人意的地方，它仅仅保护女性的权益，而忽略了男性有可能被骚扰的情形，但是瑕不掩瑜，毕竟它是一种进步的表现。
自去年我国首次将“禁止对妇女进行性骚扰”的条款列入《妇女权益保障法》以来，“真正进入诉讼程序的性骚扰案，全国不足10起”，有人就导论出反性骚扰立法是“忽悠”中国女性的“作秀法”。这其实是严重的判断错误，没诉讼并不意味着没发生性骚扰事件（像美国近二十年来，性骚扰案件有增无减，大有不断上升的趋势）。个中原因复杂，一者卫权意识薄弱，自己受到侵犯而不觉；再者涉及个人隐私诸多问题，一般人得忍且忍不愿事态扩大；还有的是，因为性骚扰比起平常的民事诉讼更难审判，即使上了公堂，即使最后胜诉，可能为此付出的机会成本更大，譬如精力财力，作为当事受害方来讲，是很难耗得起的。基于种种考虑，女性选择保持沉默的可能更大些。将性骚扰界定，与其说是保障女性权益不受侵犯，倒不如讲是防范于未然，最起码对那些骚扰者来说，还是有一定警戒震慑作用。
世间之上，法律的制定，贵在使百姓容易回避而难以违犯;法令的制定并不难，难的是如何切实贯彻法令的执行。如果我们的法规在制定时，硬性的把“吹口哨、抛媚眼、长时间盯着女性身体第二性征部位看等行为”入项，就真的是“令苛则不听，禁多则不行”，那时诸位时评人尽可“大打出手”，无论言语多辛辣字眼多带骨，无论多冷嘲热讽，那才是老百姓愿意听的道理，那才是为论者应该奋身的所在，可现下总不能只放烟雾弹来糊弄群众吧？
稿源：红网 作者：罗伟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