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宁：养老模式不改难为计划生育

　　新年伊始，中国人口控制难题再度受到社会各界的格外关注。

　　本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控制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全文公布。此前一天，《国家人口发展战略报告》发布，首度公开承认目前的低生育水平反弹势能大，要继续维持“低水平”的代价越来越高，21世纪中国始终面临人口总量所带来的一系列严峻挑战。而自本月初以来，有钱成为超生“护照”———“超生新贵”成为计生违法特殊群体的新闻报道，也持续受到社会舆论的关注。

　　我国从1973年开始全面推进计生政策，上世纪80年代末又将计划生育上升为国策。34年间，中国少生人口约4.5亿人，比其他发展中的人口大国提前约半个世纪进入低生育国家行列。如果不是这样，今天的中国，人口数量、素质、结构、分布等矛盾将势必更加突出，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冲突更为激烈。这个成绩有目共睹，并得到国际主流舆论的认同并尊重。可见，基于国情现状，国家继续坚持计生国策毫不动摇，实施新的人口控制战略，是对中华民族未来负责的明智之举。由此，我们对国家适时出台“决定”深以为然。

　　计生政策34年持之以恒，但中国的社情民意却已深刻变化，计生国策自身的局限性必然导致的“副作用”，也造成社会老龄化加速，家庭抚养比例提高，男多女少结婚难，城乡人口流动快于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水平等一系列复杂难题，愈益显性地引发社会的不稳定和不和谐。

　　更为急迫的是，实现计生目标的传统思路、方式、控制手段，已严重不适应国内劳动力市场化、育龄夫妇由“单位人”到“社会人”的转变，传统的以宣传教育、行政调控处罚为主的人口控制办法，不光效果日益衰减，甚至在“超生游击队”面前早呈束手无策之态。法律手段虽应运而生，但受制于国内有法不依的大环境，效果亦十分有限。譬如，有钱成为超生“护照”———富人名人成为“超生新贵”就是例证之一。

　　此外，一段时间以来，西方宗教文化对生育权的诠释，对中国的冲击以及背后隐含的复杂的国际背景，国内人权理念普及张扬中普遍性与特殊性的不加区分等等，都造成了社会各界包括一些地方计生官员，对计生工作出现迷惘、动摇乃至解散队伍撤并机构的事情。本来，人权所包含的生育权有国与国之间的特殊性。就中国的现状，生育权必须受到一定节制———为人与自然、环境、资源、社会的和谐相处而节制，为中华民族子孙后代的基本生存权而节制!而正因为迷惘与动摇乃至“撤庙减和尚”未能遏制于萌芽状态，才导致这些年来全社会在计生问题上的思想混乱，致使某些地区计生出现失控态势。

　　依经验评估，低生育反弹面临的实际压力，可能比本月11日公布的“报告”更甚，有鉴于此，我们对决策层适时出台“决定”，严肃纲纪，确立控制目标，改良政策手段，遏制失控态势等主张感到由衷欣慰。然而，原则性的“决定”如何落实于基层，却是个大难题，也是个老问题。

　　我们以为，传统办法得继续用，征收社会抚养费也要坚持，行政手段也不能废，但贯彻落实“决定”尤须创新思路、机制和方法，建立起新的计生控制模式。

　　何谓“新”？最关键在于综合运用好经济社会发展政策，毫不迟疑地把计生控制目标与加快推进全民社保相结合，与妇女儿童政策、教育政策、公共卫生政策、社会福利政策互相融合……总之，只有尽快实现多数中国人从依赖儿女养老到依靠社会养老的转变，国家的计生目标才能建立于广泛的民意基础而真正落实于有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