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来悼念他们的战马，中国人却不见来探望老兵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孙春龙 | 缅甸仰光、曼德勒、密支那报道

　　杨伯方最大的心愿，就是和其他中国远征军老兵一起，戴上军功勋章，在欢呼声中，列队走过天安门广场。

　　2009年3月中旬，当《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来到缅甸曼德勒，寻访这位在二战后流落于此的远征军老兵时，却得知他刚刚在两个月前与世长辞，终年89岁。

　　这位多年来一直在为流落缅甸的中国远征军回家而奔走呼吁的老兵，最终没有逃脱客死异乡的命运。

　　“二战结束后，有上千中国远征军流落在缅甸，而如今，剩下的仅有10多人，且年龄都在90岁左右。”旅缅远征军暨后裔联谊会会长王玉顺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绝大多数老兵在临死之前，都没有和家人联系上。”

　　“我对得起祖国”

　　“杨伯方的心愿也是大家的心愿。”居住在缅甸曼德勒的中国远征军老兵张富鳞说。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他特意在一件白衣服上别着两枚纪念章。

　　这两枚纪念章中，一枚是2005年抗战胜利60周年之际，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联合颁发；另一枚则是广西一个援助老兵的民间组织颁发。

　　1941年，正在山东第一师范读书的张富鳞和全校师生一起，投入抗日救亡。“全校师生，只有女同学回家了，其他的都去参与抗日工作。”他回忆说。

　　张富鳞参加的是隶属于宋子文的中央税警团。1941年12月，税警团改编为新三十八师，孙立人任少将师长。张富鳞的职务是师部通信兵。

　　日本投降后，赴缅参战的张富鳞脱离了队伍，留在了当地，“我们参军是去打日本人的，不是打内战的。”这也是选择留在缅甸的大多数远征军的想法。

　　1950年，张富鳞和缅甸的一位傣族姑娘成婚，随后进入一家华文学校教书。他说自己的历史分为两部分，一是离开学校拿起枪打日本，二是放下枪拿起粉笔在异国他乡教授中文，“我对得起祖国。”

　　说到激动处，张富鳞总会反问本刊记者：“你说，中央电视台为什么不来采访我？为什么？”10多年前，曾有一位记者采访过张富鳞，但最后稿件没有发表，“那个记者说时间不对，你说，还要等到什么时候呢，要等我们都死光了吗？”

　　在心平气和之后，张富鳞坦承，在过去一段时间里，他们这些远征军是“猪八戒照镜子——两边不是人”，“现在好了，是美女照镜子，两边都喜欢。”

　　讲到打仗的经历，张富鳞总是泪流满面。

　　“你见过大森林吗？你见过下大雨吗？”张富鳞习惯性地反问。在他对那段经历的记忆中，最深的不是在战场上，而是在逃亡中。1942年4月，首次进缅作战的中国远征军全线溃败，一部分返回滇西，一部分退入印度。

　　“那时候雨季刚来，那不叫下雨，简直是天漏了。”张富鳞说，“穿越原始森林，真是恐怖，疟疾、蚂蟥、毒蛇，加上饥饿，45000人的大军，最后只剩下7000多人。”

　　张富鳞认为自己之所以没有死，是因为他在师部。

　　若干年后的2002年，一位缅甸军官告诉张富鳞，他们有一次在追捕几名地方武装组织的叛军时，在森林里走了三天三夜，偶然发现一个山洞，进去一看，里面遍地骷髅，横七竖八。在骷髅中间，散落着锈迹斑斑的枪、徽章以及发报机等，“那是你们中国兵。”

　　亲身经历让张富鳞还原出当年的细节：一群筋疲力尽的士兵为了躲雨，发现了这个山洞，他们进入里面休息。就在放下枪抖落衣服上的蚂蟥刚刚躺下时，他们发现，再也站不起来了，“山洞里没有氧气。”

　　他在国殇墓园里看到了自己的碑

　　1938年，年仅16岁的韩天海正在老家重庆的一间学堂里读书，跟着老师唱“抗日救国来当兵”，“几个抓兵的人冲进了教室，说我到了当兵的年龄。”

　　韩天海没有任何反抗。

　　“那时候好多新兵连手榴弹都不会甩，把自己炸死的都有。”韩天海说。他所在的预备二师，是第一支打入敌占区的成建制的中国军队，在滇西的多场战斗中功绩彪炳，死伤惨烈。

　　在滇西的高黎贡山上，即使现在，村民犁地时，还经常会犁出当年死去士兵的遗骨。

　　和其他远征军相比，韩天海更多一份让他心悸的被俘经历。因为年龄太小，日军没有杀他，而是让他去做苦役，“被俘的战友中，有被活埋的，有被灌水的，我都亲眼看到过，太惨了。”

　　每次日军杀俘虏时，都会让他陪杀，“大家都被蒙着眼睛，跪在地上，谁也不知道自己会不会被杀。”在心里面他已死去许多次。

　　1944年5月，反攻腾冲的战斗打响，韩天海和其他被俘士兵一起，趁乱杀掉三个哨兵，逃出俘虏营，返回部队。

　　抗日战争胜利后，韩天海离开部队去边境上做一些小生意，维持生计。他的另一个打算是，攒点钱后再回家看望父母。但局势逆转，身为中国远征军战士的韩天海已难以回乡。

　　若干年后，他因做生意在云南边境碰到了当年的一位战友，这位战友告诉他，在云南腾冲的国殇墓园里，有刻着他名字的墓碑。2005年，韩天海专程前往国殇墓园，找到了那块苔藓斑驳的墓碑。

　　88岁的韩天海已经弄不清自己家乡的具体名称，只记得自己出生在重庆，后来家里搬到成都一个叫棉花街的地方开了一个织袜子的店铺，他有两个哥哥，一个叫韩天才，一个叫韩天元。

　　同样来自四川和韩天海同龄的刘朝回清楚地记得，自己家在四川省岳池县广新场九区义民乡(音)，“我有一个哥哥叫刘朝明，一个弟弟叫刘朝辉。”

　　和刘朝回同来参军的还有5个老乡，他们出发前，全县的学生都来欢送，“用竹竿挑着长串的红炮仗，放个不停。”那种“啪、啪”作响的声音一直没有停下来，“我们守阵地，日本人往上冲，我们要不停地放枪，枪一不响，日本人就冲上来用刺刀刺我们，他们的刺刀比我们的要好，好多战士被他们刺死了。”

　　让刘朝回至今难以忘记的是，当年和他一起参军的5位老乡，在开往云南战场的路上就因病死去。

　　刘朝回住在缅甸北部的城市腊戌，据他讲，腊戌最多的时候有20多位远征军老兵，但现在除了他之外，仅剩下一位90多岁的河南籍老兵。

　　“那时候，我们觉得自己是英雄。”提起当年参军时的情景，刘朝回说。但这一切随着时局的变化而变幻，在流落缅甸的日子里，很长的一段时间，刘朝回甚至不敢讲明自己的身份。

　　沦为“野人”部落的远征军

　　张富鳞难以忘怀一次邂逅：几个月前，一位高龄的中国人晕倒在曼德勒火车站，有热心的华人将其送到当地的华人会馆，虽然这位老人说话已经含糊不清，但张富鳞看过之后确认，他肯定是当年的中国远征军。“有90岁左右，听口音又是多省籍(缅甸当地华人将云南、广东、福建三省之外的地方统称为多省)的人，像这么大年龄的多省籍的人，一般都是当年打仗流落到这里的。”

　　现年74岁的曼德勒多省籍同乡会副会长王荣森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在曼德勒，还有一位名叫朱长江的远征军战士当了和尚。那位老兵曾经告诉他之所以当和尚，是因为他们当年躲藏在山上时，被一个缅甸当地人告发，随后遭到缅甸军方的围剿，死了好多弟兄。后来他的上司为了复仇，杀了那个缅甸人全家。“他觉得报复有些过了，就去做了和尚。”

　　本刊记者前往曼德勒的一处山上打探，当地一位和尚称，的确是有一个叫朱长江的中国和尚，但不知道他现在身在何处。

　　曾在缅甸当阳生活过多年的华侨王升鸿说，在当阳，最多时有30多位老兵，有开小赌场的，有镶牙的，有开汽车的，大概只有一半在战后和家人取得了联系，而回到国内的只有五六个，“一个叫吴应光的老兵，家在四川内江，我帮他写信联系上了家人，但至死他都没能回去。”

　　“而早年回去的人，也不一定比留在缅甸好。”王荣森说。

　　在缅甸做玉石生意的华侨尹正权说，三四年前，在他的玉石厂打工的一位工人被生活在当地深山老林里的一群“野人”抓去了，后来他们去交涉，发现那群人穿的是用藤条做成的衣服，用的是弓箭，“他们说的话根本听不懂，应该是他们自己的语言，后来他们听见我们说汉语，就用很简短的汉语和我们说话，我们听懂了几个词，比如国民党兵、打日本人等，我们猜测他们是当年留下的远征军。后来我们给了他们一些东西，换回了我们的工人。那个位置在印缅边境，是当年远征军撤往印度时经过的地方。”

　　身为师部通信兵的张富鳞说，以前每次打完仗，在安葬好战死的兄弟们后，师长孙立人总会献上一束花，并留下伤兵守墓，说等到战争结束后，他会接兄弟们荣归，“但世事难料，后来孙立人自身难保，那些奉命守墓的兄弟们，更是连自己都倒在了异乡的丛林。”

　　不想就这么潦倒地回去

　　祖籍广东海丰的张家长回乡探亲已经是在离家整整45年之后。张家长说，1943年，年仅18岁的他告诉哥哥，家里兄弟三人，生活太困难，必须有一个人外出逃生，因此他准备去当兵。

　　当兵后的张家长被分配至预备二师，和韩天海在同一个团，“有一次一位战友中枪，血就像水管裂了似的往外冒。”

　　1988年，张家长到中缅边境的云南畹町看望几个当年的战友，战友告诉他，国民党老兵回国再不会受到限制了。

　　这一年，张家长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广东海丰。当他的哥哥见到他时，激动地说：“你当年说出去逃生，没想到一去这么多年，走了这么远。”

　　不过，张家长说，他依然能感觉到异样：“有个老同学，见了我扭过头不敢认，生怕我会连累到他。”

　　在曼德勒街头开着一家布店的张家长，已经完全习惯了这里的生活，“我的兄弟姐妹，有在香港的，有在台湾的，也有在大陆的，他们生活都不错，经常说让我去他们那里住，但我不愿意去。”

　　张家长说，他是广东海丰张氏家族的第12代人，而如今他成了缅甸曼德勒张氏家族的第一代人。这位在家中已经习惯于说缅语的远征军老兵，经常教育孩子“要懂得说中国话”，“因为这是他们的母语。”

　　老兵陈华的回家之路充满了悲凉和伤感。

　　陈华说，1937年，在参军前，将自己的妻子送到岳母家四川内江，他告诉妻子，打完仗就接她回家。那时，陈华的二儿子还在妻子的肚子里。谁知这一去就是50多年。

　　1990年3月18日，一位在缅甸经商的华人突然找到身在仰光的陈华，说他到云南进货时碰到一位中国人，托付他找自己的父亲陈华，并转交给他一封信。写信的人叫陈传毅，就是陈华的二儿子。激动不已的陈华立即给儿子发去电报，并于一个多月后回国。

　　“我的妻子早已改嫁，回到四川内江后，我们俩只能相对大哭一场。”陈华说。另一件让陈华内疚终身的事情是，因为他的一封信，让他的一位朋友丢了性命，“上个世纪50年代，我给云南的一位女性朋友写过信，结果她被她的弟弟告发，说是私通国外，一帮人就到家里去抄家，这位朋友很聪明，把信烧掉了。那帮人翻来翻去，最后在床上的褥子底下发现一张《人民日报》，报纸上有一张毛主席的照片。这位朋友就被定为反革命罪，被批斗致死。”

　　陈华说他的愿望，是在有生之年还能回家乡看看，“但我不想就这么潦倒地回去，给孩子们添负担。”陈华说，他正在申请台湾方面发放的战士授田补偿金，有50万新台币，如果能领到这笔钱，他就回去，但目前台湾方面让他提供当兵时的证件，他全都丢了，“我的军官号是337006。”

　　共同捐弃历史包袱

　　2009年2月，老兵陈达夫和边一帆在曼德勒相继去世。

　　两位老人的去世，让在曼德勒留学的中国留学生刘雅馨有些难过。在来曼德勒留学之时，她曾受广西一家援助老兵的民间组织委托，向他们发放纪念章，“我打听到他们的时候，他们才刚刚去世。”

　　身为“80后”的刘雅馨，坦言自己对抗战历史了解得不够深入，“我们看的都是《地道战》《地雷战》等片子，对远征军的历史，知之甚少。”

　　旅缅远征军暨后裔联谊会会长王玉顺的父亲就是一位已经过世的远征军，让这位远征军后代伤心的是，在缅甸，经常会看到日本人前来悼念他们当年在战场上死掉的士兵，日本人甚至连他们的战马都修有纪念碑，而怎么很少见到我们中国人来悼念那些为抗日牺牲在异乡的英魂呢？

　　“关于这段历史，还有一些地方需要我们去重新检讨。比如如何评价这支军队对抗日救国的贡献，还有，我们的远征军到缅甸是为了抗日，但直到现在还有一些缅甸人认为我们当时是侵略了他们。这些工作，都要我们后人去做。”王玉顺说。

　　流落缅甸的中国远征军的情况引起了中国官方的重视。2002年，在中国驻曼德勒总领事馆的组织下，由9名老兵组成的中国远征军回国访问团终于成行。

　　当时参与组织此次活动的王荣森称，他开始找老兵说此事时，好多老兵都不愿意回去，经过多次做工作，终于有11位老兵答应回国访问，“就在临出发前，又有两位老兵因为孩子的反对未能成行。”

　　中国远征军回国访问团的成功访问，打消了众多远征军老兵心中的疑虑，一些老兵为此向中国驻曼德勒总领事馆提出，花那么多钱回国访问，还不如花几块钱人民币给他们发一张证明，“只要说我们打过日本鬼子，为国家做过贡献就行。”随后，几位老兵以缅甸现生存抗日远征军全体退伍老兵的名义，向中国驻曼德勒总领事馆递交了请愿书。   

　　中国驻曼德勒总领事馆领事张建兴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向中国远征军老兵发放纪念章一事，他们早就有想法，到2005年抗战胜利60周年的时候，他们向中央提出申请，很快得到了批准。

　　每每说到这枚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联合颁发的纪念章，张富鳞总是很激动，“中国俨然已经是一个大国了，因为它的发展开始遵循自然法则。自然法则就是允许多元，允许蝴蝶成群，也允许蜜蜂存在。”■

　　(感谢云南普洱德福经贸公司董事长高飞、仰光云南会馆副理事长陈自廷、曼德勒明德学校副校长潘体惠、曼德勒多省籍同乡会副会长王荣森等对此次采访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