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志愿者对国民党抗日老兵持有一种复杂的心态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陈安庆 | 湖南报道

　　彭彦无法忘记那个搂着柴火的佝偻背影。

　　2007年5月的一天，彭彦见到了已年过八旬的潘振华，潘参加过著名的新墙河战斗。

　　古旧的军帽粘满了灰尘，脚上的猪皮鞋已经裂开，脚趾头都露出来了。漆黑的小屋里，照相机的闪光灯映出老人蜷缩在角落里的轮廓，对光线毫无反应。

　　邻居反映，潘振华的儿子在平江做生意，“很少管老人”，失明15年的老兵，还得自己上山捡柴。

　　随后他们看到，老人出门时，带着一根长长的绳子，一头绑在家里，一头系在身上，摸爬向屋后100多米高陡峭的山坡。捡到柴火后，再顺着绳索轻轻地爬回来。

　　“老人家，您最希望得到什么？”彭彦问。

　　2008年9月22日，彭彦、杨卫清接到一个电话：“潘振华去世了！”电话那头声音急切。两人心里一震，朝着新墙河方向深鞠一躬。

　　事后得知，那天下午潘振华像往常一样顺着绳子上山，回来时不小心摔在草丛里，就再也没有站起来。

　　杨卫清和6名“湖南老兵之家”的志愿者，风尘仆仆地赶往岳阳新墙河吊唁---在阵阵哀乐中，彭彦再次看到潘振华，老人的笑容凝固在一幅遗像中。

　　辗转南北的潘振华，至死只拥有一个过于粗略的称谓：抗战老兵。

　　5年捐助100位老兵

　　2004年，北京一外贸公司的白领韦志华，将一位作家写的“老兵文章”发表到“崔健论坛”。作为论坛管理者，她发起了网友热烈讨论，很快互助抗日老兵论坛正式启动。成立之初，援助的老兵多为云南地区的中国远征军老兵。

　　2100元，是这个民间组织第一次筹款的总额，这笔资金援助了云南保山市40名抗日老兵，每人50元。互助资金由保山市委宣传部设立专户，指定专人负责管理。

　　2006年1月，韦志华开始了她的云南十日行，看望受助的中国远征军老兵。2007年5月，为纪念抗战爆发70周年，彭彦也组织起11位驴友，一路寻访老兵。

　　随后，参加援助的论坛网友达成了一种默契：每人每月拿出50元钱“一对一”互助老兵，直到老兵身故。从2004年到2007年，互助抗日老兵论坛共收到汇款18余万元。 捐款者中包括下岗工人。

　　2008年，由于多方原因，韦志华逐渐淡出。随后，范玲、彭彦、杨卫清等人接过韦志华手中的接力棒。

　　通过持续不断的寻访，5年间，他们共捐助100多位抗战老兵。

　　2008年10月19日，援助中国远征军的活动达到了一个高潮：在《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孙春龙的倡议下，民间力量与媒体联动，将流落缅甸65年的远征军老兵李锡全接回了湖南常德。

　　2009年，互助抗日老兵“一对一互助”重新启动，59位老兵将继续得到捐助。

　　志愿者独力难支

　　杨卫清和彭彦最近每天都在看《我的团长我的团》。

　　“尽管许多地方与史实有出入，但至少能让人们关注中国远征军。” 杨卫清说。

　　尽管“纯民间公益、非商业、非官方、不具任何政治立场”的宗旨挂在论坛醒目部位，但仍有人不理解，说他们“作秀”；再加上人们心中对于国民党军队的固有偏见，“老兵之家”的援助之路仍然艰辛。

　　志愿者们都不富裕。2008年，杨卫清去云南接老兵李锡全回家，给单位请了长假，总共花去了4000多元，回来后女友和他起了“小摩擦”。

　　“ ‘老兵之家’的每一次活动都是AA制，团队内部并没有固定的分工，大家合作靠的是一种默契。”杨卫清说。

　　即便是募捐到的微薄资金，偶尔还会遭到质疑，让他们感到委屈。实际上，在钱物方面，志愿者们做了规范，“社会援助的钱物造册备案，且直接送到老兵手中”。

　　“官方和企业的援助十分有限。”彭彦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彭杨二人表示，他们已经想好，4年为一个周期，将援助行动继续下去。

　　重新理解了战争

　　“老兵最需要的其实不是物质，而是渴望重新获得社会的认可。”彭彦说，“老兵之家”曾发给老兵一枚荣誉章，但回家后，荣誉章丢失了。焦急中，老兵写信给彭彦，希望再拿到一枚，即使花钱买都可以。

　　很快，彭彦向老人邮寄了一枚新的。

　　长沙县的一位老兵去世后，家人曾把志愿者请到家里，一家人齐刷刷跪在他面前。“这是父亲的遗愿，你是我家的恩人。”老人的儿子说，你们让我父亲回到了70年前。

　　彭彦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许多远征军老兵，只能把自己当年浴血抗日的记忆深藏在心底，甚至不敢对自己的儿孙提起。

　　“在援助老兵的过程中，不是我们用爱心帮助他们，而是我们被老兵深深地震撼，觉得欠他们太多。”杨卫清说。

　　2008年元月的一次探访过程中，远征军老兵黄瑞祥的讲述，彻底改变了杨卫清对于战争的看法。

　　老人经历过缅甸战役、印度训练、反攻缅甸、翻越野人山等大小战事。交谈中，黄老显得很愉快，但问到野人山的往事，老人却在瞬间沉默。他一动不动，在5分钟内，连眼睛都没眨一下，完全沉浸在回忆里。5分钟后，老人才回过神来。

　　蚊子、毒蛇、疫病过后，黄瑞祥所在的重机枪连，出发时官兵共133人，从野人山走出来，仅剩下16人。

　　和杨卫清一样，之前，彭彦跟网上的所有愤青一样，动不动就声言“打仗”。如今他比其他同龄人更渴望和平。彭彦说，和平年代的人们难以想象，争夺松山那样的普通小山头，会死去一万多名中国士兵。在淞沪会战中，每10分钟就有一个连的人全部牺牲，1个小时就可以伤亡过万。

　　国家越来越包容了

　　现在，志愿者们最害怕的就是时间。许多老兵逐渐故去。他们感到援助活动的紧迫：寻找老兵、在生活和精神上帮助老兵，拍照采访为他们做“口述历史”。

　　2008年4月，彭彦前往平江走访远征军老兵朱锡纯。年过花甲后，朱锡纯把当年的参战经历写成了20多万字的回忆录《野人山转战记》。这本回忆录一直还没有变成铅字。

　　比之民间组织，援助老兵的个人行动也越来越广泛。浙江天台县的范许洋在挨家挨户走访后，找到了10位健在的抗战老兵。

　　“最初我们对这些国民党军中的抗日老兵，持有一种复杂的心态。”杨卫清说，现在想：“其实在八年抗战里，都是保家卫国，流血牺牲，这些士兵，难道应该湮灭在历史中？”

　　彭彦说：“地方政府虽然没有明确表态，但也没有阻止我们的民间救助，我想时代在发展，我们的国家也是越来越包容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