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集中心校显然没有料到章钰婷会突然回来，狭小的教室已经摆不下章钰婷的课桌，她只得在教室后墙根一个人孤零零地夹在两行座位中间

　　《瞭望东方周刊》特约撰稿周范才 | 北京、安徽报道

　　“我想上海，做梦都想。”7岁的章钰婷一提到上海，就会低下头去，声音变得很低。自春节前全家离开上海后，她就再也没有回去。

　　章钰婷出生在上海，在那里上幼儿园，2008年还和她幼儿园的小伙伴一起进入上海浦东一所小学读一年级。2009年1月，章钰婷和她的父母、爷爷搬回了安徽老家——长丰县双墩镇罗南村。

　　几乎是一夜间，章钰婷突然发现自己从一个上海人变成了一个乡下孩子。在农民工输出大省安徽，她这样的返乡农民工子女并非个案。

　　在过去7年中，章钰婷在罗南村住的天数加起来不会超过一周。

　　春节已过，她依然裹得严严实实。妈妈蒯玲玲告诉本刊记者，章钰婷因为水土不服，回来后全身长满红疹，到现在都没消去。

　　比红疹更难受的是，章钰婷发现家乡的一切都很陌生。

　　这学期开学，章钰婷插班到了罗集中心校一年级。虽然在2008年底安徽各级教育部门就要求，各学校必须无条件接收返乡的农民工子女上学，但罗集中心校显然没有料到章钰婷会突然回来，狭小的教室已经摆不下她的课桌，她只得在教室后墙根一个人孤零零地夹在两行座位中间。

　　在班上，甚至是在这所有好几百人的学校，说一口标准普通话的章钰婷，始终有些另类。

　　“同学们说的家乡话我听不懂。”她一脸茫然。开学时间不长，她说话时也开始夹杂方言，可新的问题是，语言的错杂让章钰婷的表达变得困难，“有些时候我都听不懂她说什么。”蒯玲玲说。

　　最让蒯玲玲担心的是两地完全不同的教学内容。翻开罗集中心校一年级的语文课本，有很多字章钰婷都不认识。春节期间，为了开学时能赶上教学进度，蒯玲玲不得不每天晚上辅导章钰婷学习。在上海时，章钰婷的成绩是班上的前几名，但如今蒯玲玲担心她能否跟得上。

　　此外，章钰婷在上海学的很多课程，是长丰根本就没有开设的。比如她从幼儿园起就学了英语，而据长丰县委外宣办主任陈燕介绍，当地到“三年级可能会有英语课”。

　　“在上海我会画小猫、小狗，在这里老师只教我画过苹果。”章钰婷说她最喜欢的是美术、音乐、生物课，但罗南村的师资显然没法满足她的兴趣。

　　章钰婷还一脸委屈地抱怨，在上海“学校的食堂每天中午都有好小好小的鸡腿吃”，而罗南村学校连食堂都没有，她每天中午必须走十几分钟路回家吃饭。

　　章钰婷越来越怀念上海，蒯玲玲刚开始还跟她解释不能回上海的理由，时间一长也失去了耐心。这个时候，章钰婷就会给在上海上学时的班主任打电话，诉说着对上海的思念和对新学校的失望。

　　家里买不起溜冰鞋了

　　2008年下半年以前，章钰婷一家在上海的生活都挺舒适的。

　　12年前，蒯玲玲独自一人去上海打工，从做零工开始到后来成为超市营业员，工资也从最初的几百元涨到了1000多。

　　到上海几年后，蒯玲玲认识了后来的老公，一个在上海开车的安徽无为县老乡。不久，女儿出生，夫妇俩给她取了个“非常洋气”的名字。

　　上了幼儿园的章钰婷，经常到上海本地同学家里玩，也经常邀请同学到自己家。尽管她不知道，她的“家”不过是父母每月花300元租住的老居民楼。

　　对上海的生活蒯玲玲也很满意。夫妇俩每月除掉房租、水电、吃饭等开销，还能结余近2000元。蒯玲玲甚至还同意丈夫把年老多病的公公接来同住。

　　蒯玲玲的丈夫是家中独子，第一胎又是个女儿，根据有关政策可以生二胎。2008年6月，他们的儿子降生了。

　　“没想到，经济不好了，丈夫的活越来越少，我又在家养孩子，他一人挣的钱已经不够养活我们全家了。”蒯玲玲说。

　　2008年底，家里已经开始入不敷出。蒯玲玲说，章钰婷看到同学都在学溜冰，也吵着要买溜冰鞋，“我只好告诉女儿，我们买不起。”

　　电视上专家的探讨，老乡和邻居们的议论，让蒯玲玲越发觉得金融危机问题严重。想到春节将至，想到春节后女儿上学的花费，“思想斗争了很长时间，我们决定离开生活了12年的上海。”

　　蒯玲玲一家，加入了全国2000万名返乡农民工大军。

　　据陈燕介绍，截至2009年春节前，长丰县外出打工的19万农民工中，返乡的有8.4万人。

　　留守儿童管妈妈叫阿姨

　　同样作为母亲，和蒯玲玲同村的孙乐桂更多的是伤心。

　　孙乐桂是2008年10月从深圳回到罗南村的，她告诉本刊记者，当时并不知道什么是金融危机，只是感觉气氛越来越紧张，对面的工厂已经开始裁人了，“我是回家看孩子的。”

　　6年前，孙乐桂抛下刚上一年级的儿子，和丈夫到深圳打工。丈夫在餐馆做厨师，她在各种工厂里换来换去，工资从最初的600元涨到1000多。

　　长丰县妇联主席罗莹介绍说，该县的留守儿童有5.32万人，占18岁以下儿童总数的27.82%。如今，返乡农民工首先要面对的就是对他们已很陌生的孩子。

　　回到家的孙乐桂发现儿子杨洋像换了一个人，“他一直乐观、外向，现在却连跟我说话都害羞。”

　　全国妇联在最近一次对安徽、北京等五省市的调研中发现，这一现象普遍存在。全国妇联儿童部协调处处长姜少英告诉本刊记者，她带队在安徽调研时竟然发现，有孩子管返乡的母亲叫阿姨。

　　更让孙乐桂揪心的是，杨洋的成绩已经大不如前。“打工挣钱是次要的，孩子出问题是大事。”

　　春节后，孙乐桂听说工厂工资要大幅下调，“我们商量了一下，决定让丈夫继续去深圳找工作，我留在家里管孩子。”

　　但她很快就发现，杨洋已经变得“很不服管”，“他甚至说服我早点离开家。现在只要我一说他，他马上就会回一句，‘你走吧，我不用你管。’”

　　近15%的学生没有报到

　　北京的农民工子弟学校，也感觉到了金融危机带来的影响。

　　原本有400多名学生的北京市昌平区利民学校校长王艳红告诉本刊记者，开学一个多星期后，还有近15%的学生没有报到。副校长张杨也说，他接到好多以前教过的学生从湖北、河南、甘肃等地打来的电话，告诉他不喜欢老家的学校，想回北京来继续上学。

　　12岁的费静雯就是不得不回到老家黑龙江上学的孩子之一。从小学三年级开始，费静雯就到北京上学，和在北京打工的父母生活在一起。

　　费静雯的妈妈刘晓红已经在北京打拼了5年，她说很不愿意把小孩送回老家，“老家的学校不收一分钱学费，但在北京上打工子弟学校，每个学期要交四五百元，此外还有书本费、取暖费等。”

　　费静雯原来就读的打工子弟学校叫明珠学校，也是这学期学生流失最为严重的打工子弟学校之一。校长曾继凯向本刊记者出示了最近两个学期的花名册。据他介绍，全校上学期原有300多人，这个学期来报到的不到130人。

　　难以为继的明珠学校让曾继凯深感无奈。早在2008年下半年，他就已经隐约感觉到了金融危机对学校的影响。

　　曾继凯介绍说，学校是自己租地建的，冬天需要自行采暖。而2008年临近冬天时，煤炭的价格从原来的每吨500多元涨到了近1000元。为此，他不得不向家长增收取暖费，从原来的每人50元提高到了80元，但遭到了家长们的反对。

　　身在北京的农民工很快就感受到了危机的压力，对任何一笔支出都异常谨慎。河南固始县农民工李士平在北京天通苑附近开了一家浴池，两个孩子都在明珠学校上学。他告诉本刊记者，洗一次澡他收3元，2008年每月收入有五六千元，但2009年1月份的收入不到3000块钱。

　　李士平获得的另一个消息是，他所在的天通苑一带之前租给农民工的低价民房曾炙手可热，但现在房租下降了，房子还是租不出去。

　　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房租下降的消息，却让蒯玲玲有些高兴，“等有机会了，我还是要出去打工。”而让她左右为难的是，女儿章钰婷是带在身边，还是留在老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