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陈艳涛(发自云南腾冲)

　　我的家乡是在腾冲凤山山麓的凤尾乡，父母早逝，由兄长抚育成人，上中学时，腾冲沦陷，我进入陆军预2师界头干训班学习一月，后转入滇西干训团。

　　从干训团毕业以后，我被分发配在第11集团军，是总司令部政工第二大队第一中队少尉队员，目的地是腾冲。上级单位考虑到，来自腾冲，返回腾冲，有天时地利人和，而且腾冲是沦陷区，受日本鬼子蹂躏已久，同仇敌忾，收复家乡，会让我们更有向心力。

　　毕业时，教育长(也是11集团军总司令)宋希濂集合我们训话，说了两点：一，我们要多加爱护自己，保重身体，到了潞江边不能停，要赶快渡江，因为那里瘴毒很多。二、回到腾冲，要认真做事，不怕苦，不怕难，全力以赴，收复家乡。总司令的这番话给我很深印象，当时让我们感觉责任重大，热血沸腾。

　　主审汉奸

　　回到腾冲后，我向预备师第五团报到。第五团团长李颐将军是我们滇西干训团的副总队长，后来也是腾冲战役牺牲的人中官阶最高的一位。谒见团长以后，我被安排在团部和一个姓唐的湖南人一同担任审讯汉奸的工作，由他审讯，我记录。后来由于唐的湖南口音审讯时，嫌犯听不懂，答非所问，让人哭笑不得。所以后来我就成了主审官，也审讯，也记录，唐成了花瓶陪审。

　　我所审讯的，都是由特务排带来的汉奸嫌犯。有的家伙很狡猾，人证物证俱全，明明就是日本鬼子的狗腿子，偏要东拉西扯不承认，好言相劝也无效，就要用刑。我们用的刑是用电触，既不伤五脏六腑，也不会皮开肉绽。但用电刑会让人屎尿齐流，审讯室一片狼狈。我们曾经审过一个卖菜的女人，明明已经知道她就是汉奸，但第一次、第二次审讯她都不承认，到第三次的时候我们用刑了。用电线一根插在地上，一根绕在她的手上，她不承认，就绞她，一绞她大便、小便都流出来，那个情形乱七八糟的。她承认了，说在我裤带里，有你们这边的情报在里面。她的那个裤带是用布包起来的，把那个裤带拿下来剪开，的确是把我们团部所在的地图以及人数多少都标明了。审讯完结，我们就将原始口供和犯人送交师部，师部再重审。

　　当时汉奸走狗是过街的老鼠，人人喊打，但因为我是腾冲本地人，所以审理本地事特别小心谨慎，对一些强迫从犯，鸡毛蒜皮的小事，也就当庭释放了。当时腾冲有一家开糕饼行的，叫做龙凤楼，老板姓黄，黄老板被当成汉奸在特务排里关着，一天我从门口经过，他看见我就叫，泪流满面的，就跟我诉苦。当时腾冲有两家糕饼行是最有名的，其中一家就是龙凤楼。他家的饼干在腾冲是最有名的。日本人来以后，他就跑到乡下去躲起来，日本人知道他的饼干做得好，叫他回城重新开业，他不来，日本人就威胁他，如果你不回来，要把你全家杀掉。为了保全一家老小性命，他只好回城复业。审讯时他说除了正当的糕饼生意外，他从没有帮日本人做过任何不法的事情。被人密报为汉奸走狗，他觉得自己很冤枉。

　　我就到乡下去探查，问乡里人黄老板为人怎么样，日本人来了以后他的作为究竟是不是汉奸，问了好多人，大家异口同声，好几个村子的人都说黄老板是个好人，是被冤枉了。收集到各种证据以后，我再将他提到庭上审问，象征性地录了口供，就当庭释放了他。

　　我自认为，在审讯汉奸的许多案件中，我为乡人办事都合乎情法，问心无愧，但还是会碰到一些难堪的事情，有一件事还差点让我连小命都赔上。当时在腾冲城郊核桃园有一家岳氏兄弟，提审了几次，调查属实，就是汉奸。他家有个姐姐，在地方上当校长，来求情，第一次是拿了一只钢笔，一个玉戒指，要来送我和唐干事，被我们拒绝了。岳氏兄弟还有一个妹妹没有嫁人，非常漂亮，晚上也来找我们，想用美人计给哥哥开释。幸好当时我们不贪财，也不好色，没有中计，把他们转送到师部。没想到这兄弟两人到了师部审问时，反咬一口，诬告我收了他家贿赂的钢笔和戒指，还说什么我对他妹妹怎么怎么非礼了。师部传我去对质前，先关了我三天禁闭。

　　后来在师部军事法庭对质时，我把当时的情景照实报告，审判庭长听完我的报告，问岳氏兄弟：“邵某说的是不是真的？”岳氏兄弟做贼心虚，手都在发抖，哑口无言了。庭长大骂兄弟俩：“混蛋！怎么可以随便乱咬人呢”。

　　结束以后，庭长安慰我说：“委屈了！以后遇事要小心谨慎。”我被冤枉，还关了三天禁闭，成了我一个莫大的教训，幸好我没有贪财好色，否则以军法惩处起来，都不知道如何收场了。后来岳氏兄弟被依法枪毙了。

　　收复腾冲

　　有一个傍晚，我去郊外散步，巧遇团长李颐，带着两名侍卫，从城区前线巡视回来。我立正向他敬礼问好，他一眼看出我的风纪扣没有扣好，手指着我纠正。我立即扣紧，重新立正站好。团长说：作为军人，要随时随地整肃军容，注重服装整洁，才能配做一个优良干部。

　　这个细节让我感觉到李团长的细心周密，对待作战计划他也同样如此，怪不得他是公认的模范团长。所以后来他在腾冲光复的前一天英勇牺牲，让我大为痛心。至今都觉得很遗憾。

　　我们当时的团部驻军在绮罗，说前方不是前方，后方不是后方的，因为日本鬼子死守腾冲城和城外的来凤山阵地，绮罗邻近这两个阵地不过三五公里，随时都有交战的可能。团部一天24小时都在戒备状态，没有任何休假日。由于日本鬼子顽强抵抗，攻打来凤山时，我们第五团的官兵伤亡最大。鬼子躲进战壕，居高临下，又是易守难攻的山势。我们从下往上爬，一切都在敌人的视线里，因此造成极大伤亡。1944年7月28日，我军才完全占领了来凤山，攻占以后，我们清查日本人的尸体，才不过20多人，但我军却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因为攻打来凤山第五团伤亡很多，最后只剩下特务排，本来特务排不用上战场的，但因为人员死伤太多了，特务排跟我们都上了战场。

　　攻打腾冲城也非常不容易，我们都是用从老百姓家里借的梯子搭上去，可是日本鬼子在高处，我们爬上去一个，砰，一枪一个就来了，死了多少人啊。最后完全是盟军的飞机轰炸帮我们把缺口打开，我们的军队才顺利进入到里边。进城以后的巷战也非常危险，都是肉搏，就是用刺刀互相拼，谁的手快就谁杀谁了。

　　前天我还去国殇墓园，在那些墓碑里看见我们团部里面的副官，叫李浩然，他的墓碑上面是写的上尉连长，其实他不是连长，他是我们五团的副官。收复腾冲之前他收了一个干女儿。攻打来凤山头一天晚上，他让干女儿来和我们一起吃饭，他说：明天干爹上前线了，能不能回来还不晓得。

　　第二天他上前线，他当时才30来岁，长得很魁伟，很帅，挎着皮带，带着枪，非常英俊。当时我们和对面的日本鬼子距离才几百公尺，他站在这边用望远镜观察敌情，对面城墙里的日本人就看见他了，一枪打过来，把他打死在楼上了。

　　腾冲城墙极为坚固，每夺取一道城墙缺口，或攻占一街一巷，都要付出极大代价，战况空前惨烈。8月的一天下午，我顺着我们攻开的一个城墙缺口，进入城内，检查战况，眼前一片焦土瓦砾，让人心酸。我走到以前简易师范学校的大饭厅处，我以前还在这里读过书。日本鬼子进驻后，在这个饭厅下面挖筑了巨大的防空洞。我好奇地沿着石阶下去，一阵阵浓烈的恶臭扑鼻而来，简直臭得不得了，我走了几步就不得不停住，一看里面人堆人，都是日本鬼子的尸体， 这是他们作恶多端，应得的报应。

　　从1942年5月10日日军侵占腾冲，到1944年，我军几个师的兵力，和空军的轰炸配合，奋战了400多个日夜，腾冲反击战才进入最后阶段。我们第五团的团长李颐将军身先士卒，向敌人冲杀，在夺取日军指挥部李家巷时，与龟缩在这里的日本鬼子短兵相接，肉搏激战，不幸以身殉职。就在第二天，9月14日，我军终于将日军歼灭，收复了腾冲。我们敬爱的李团长却看不到这一天了。我们这个团长非常年轻，才30多岁，是湖南人，非常爱国，非常有本事，是一个了不起的人。那时候我们大家对他的印象都很好，他对部下非常关心，他魁梧、能干、声音响亮，所以大家对他非常有好印象。

　　收复腾冲的战役里，还牺牲了覃志斌上校，他们两个都是团长。死亡以后晋级为少将，是腾冲战役中牺牲的官军里军衔最高的两位。李将军是一位忠贞志士，他身先士卒，为腾冲奋斗牺牲，却看不到腾冲光复，腾冲人民会永远记得他们，这些人对腾冲的大恩大德，我们腾冲人永远不会忘记。在国殇墓园，他们的名字被刻在墓碑上，他的儿子女儿后来都来过。

　　1944年9月14日，是光复腾冲的胜利日。所有驻腾冲日军全部被我军消灭，虽有极少数趁夜摸出包围的漏网之鱼，结果还是被活捉，或是被击毙。有一个名叫三山四郎的中尉日军，在一天接近天黑的时候，摸进小河山龙塘沟一个叫蒋开泰的家里，我接到消息，率领村里的几个年轻人，拿着武器前往包围。到达后我布置妥当，先喊话把蒋开泰家人叫出来，然后进入搜捕，但手电筒四处都找不到鬼子的身影。

　　仔细寻找后，才发现这个狡猾的日本鬼子仰躺在床底下，手握指挥刀，向我小腿砍过来，我立即后退，用手里的卡尔宾枪瞄准他的腰部连射两枪，他还没气绝，躺在地上呻吟。我又朝他胸前射了一枪，才结果了他。

　　搜他随身之物，发现他没带枪械，就带了一把指挥刀，一块手表，一张妻儿的照片，一个小佛包，和一个装满伪钞的布袋。就是从他的遗物中，我知道了他的名字。被我击毙的这个三山四郎，有可能是一个掌管财务的家伙，要不他哪儿来这么多伪钞？我们把这些东西全都交到负责专门收容逃窜的日本败军的机构处。

　　复员返乡

　　8年抗战结束后，民穷财尽，中央颁布复原令，对我这样的人来说，生在腾冲，打仗也在腾冲，就算闭着眼睛也能摸到家，可是那些南方去北、北方来南的士兵们，没有充足的旅费，回家谈何容易？政府虽然补助了一点，也只是杯水车薪。当时士兵中曾流传这么一句话：此路不通，去找毛泽东。

　　腾冲光复后，我没有随队伍翻越高黎贡山，度过怒江的东岸，而是明请假暗复员，又回到了我的故乡。光复后的腾冲一片凋落的景象，片瓦不存，战争中散落在山上、城乡里，流离失所的居民奔回原住地的时候，眼前已是破碎的瓦砾，家园不再。大家把气愤之情，都发泄在了危害乡里的汉奸身上，都怒吼着：“枪毙汉奸走狗杨吉品！”腾冲城最大的汉奸杨吉品最终难逃法网，被乡民押解到杀狗坡，当众枪毙。他手下一伙平时鱼肉乡里的小喽也受到军法处置。

　　我们开始在烧毁的一片焦土上重建简易家园。我就在一所学校里面当不拿工钱只管饭的小学教师。一直到了1949年，中共来了，这时候我们学校学的还是国民党的这些书籍，国旗也还是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政府就有人来告诉我们说：你们这个国旗要换了，你们上的课程也要改一改。

　　后来我去了缅甸，到了缅甸却被缅甸政府给抓了，被关到国际集中营里，一关关了6年半。在这6年半当中，我向台湾政府申请了几次引渡，都没被批准。后来有一个叫亚蒙总会的理事长是贵州人，他以亚蒙总会的名义，实际上也是台湾政府，把我们接回台湾。那是1958年11月30日，我终于重获自由，结束了6年半的囚禁生涯。

　　到了台湾以后我还是想读书，从事教育工作，就一面教书，一面读台北师专，又读了4年，以后就一直在小学里面任教，先是在苗栗，然后又调到桃源县的小学，一直任教到65岁退休。事实上那年我已经是71岁了，这是我真正的年龄。

　　在台湾我们去做身份证的时候，我是写民国11年7月15日出生，民国11年，那个1字稍微带一点点弯就被他们当成7字了，让我一下小了6岁。我到这个镇所里面申诉，他们让我找证人来证明，我说找什么人？他们说，你爹你妈，兄弟姐妹都可以。我爹妈早就死掉了，只有我一个人到台湾来。他们说不行，不行那就算了，一直就小6岁，我就多服务6年。71岁退休。我现在实际年龄是87岁，但是我在那边的身份证才81岁。1990年我第一次回大陆来，回腾冲以后，发现人事全非啊，家乡什么不像什么了，以后我就把我几十年的积蓄拿出来，想为家乡办点事。

　　(以下为卢彩文叙述)他拿出钱来整修街道，修路、修水井，然后又修了一个三元寺的凤麓公园，还搞了一个图书室。他还捐款50多万，修了一条公路。1998年他第九次回乡，又捐了20万给当地凤仪完小成立了“马站三联邵应壬教育基金会”。以后他又陆续捐资几十万盖了教学大楼，配备教学物资等，还做了很多公益事业。这10多年来他先后捐助人民币200多万，他在台湾并不是富有的人，他家里开过一个小餐馆，他本人的收入就是有限的退休金，多年来他生活简朴，节衣缩食，拿出钱来为故乡搞教育和公益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