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先驱导报特约撰稿周鑫宇发自华盛顿 国家的发展和竞争首先是战略和智慧的竞争。如果说政府是国家决策的大脑，那么“智库”则常常被称为政府的“外脑”。可以说，一个国家智库的繁荣和成熟程度，是其竞争力的重要标志，也在一定程度上预示着国家长远的发展前途。近日，本报记者走进了中美一些智库，进行了一番体验和比较。中国智库可以向美国智库学习的，更多的恐怕是在微观的管理和运作模式上。

　　初春的美国首都华盛顿，满树的樱花正在马萨诸塞大街1779号的大门前烂漫地盛开。记者走进这座朴素的六层小楼，探访在里面智库工作的一位朋友。大堂的警卫只是简单的询问了一下，便让记者进入了略显窄小的走廊。在电梯间的墙上，记者看到了坐落在这座小楼中一些赫赫有名的名字：卡耐基和平基金会、亚洲基金会，外交关系委员会，世界安全研究所，《外交政策》杂志社，还有其他十多个大大小小的智库和出版机构。

　　很难想象，这些在美国外交界和政治思想界如雷贯耳的智库，有时影响千千万万人的外交政策或许最初就从这里诞生，却拥挤地装在如此不起眼的一个小楼之中。

　　美智库大多“赔钱赚吆喝”

　　这就是华盛顿智库的风格。在楼下马萨诸塞大街这段短短的街区附近，集中了上百家各色各样的智库机构。这些智库大的有数百人，研究方向是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无所不包，政治影响力也难以估量。比如，三月初中国外交部长杨洁篪访问华府时专程前往发表演讲的“国际战略研究中心(CSIS)”，就在几百米之外。而大名鼎鼎的“传统基金会”、“布鲁金斯学会”也都是近邻。当然，这里也有许多小型智库甚至微型智库。记者的一位日本朋友就在一个“超迷你”智库工作。该智库专门关注日本贸易问题，连老板加员工一共三个人，其中还包括一名实习生。

　　华盛顿的智库不管大与小、综合与专业，都以类似的方式运作，也以各自的渠道影响着美国的内外政策。一般来说，美国最典型的智库都是民间性质的，由私人出资筹办，是以政策研究为主业的非营利性机构。换句话说，大多数智库的运作模式就是“赔钱赚吆喝”，私人公司或者基金会投入巨资资助学术研究，其目的就是“达声于上”，同时为社会提供高质量的知识产品。当然，也有少数智库如著名的兰德公司，因其超强的研究能力和声誉，可以通过售卖研究成果来赚钱自给，甚至创造了一种特殊的公共政策咨询的商业模式。

　　保持影响力的秘诀

　　美国智库的主要工作是对某项政策问题提出观点和建议。至于这些建议政府是否接纳，就要看各家智库各显神通了。通常来说，大型智库都会通过公开发表报告、联络大众媒体、引导公共舆论来间接影响政府决策。可是，最直接、最有效、也是最常采用的方式，却往往是私人的、秘密的、非正式的。

　　智库学者会与政府官员建立紧密的私人关系，政府官员也喜欢依赖智库提供专业支持。比如美国国务院的外交官员每次访华前，都会到几家大型智库的中国研究单位去征询意见，收集信息。各类结合智库学者和政府官员的内部研讨会，更是几乎天天都有，想参加都排不过来。

　　最引人注目的是，许多智库为了加强与政府的联系，都倾向于吸纳一些前政府官员加入研究团队。像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奥尔布赖特、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等等，退休后都到智库工作过。而如今华盛顿关于中国问题的智库中，也有很多我们耳熟能详的名字：前美国驻台北办事处处长包道格、前任美国驻华大使芮效俭、克林顿政府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特别助理李侃如……

　　在美国的两党选举制度下，许多政府官员因为政府换届、党派权力转移而暂时离职，往往会选择到智库工作；在新一轮权力交替之后，他们常常又会再次被政府启用。比如现任美国财长盖特纳就曾从财政部副部长任上离职，短期到美国外交学会从事研究工作。智库成为美国政治“旋转门”的重要一角。

　　中国智库并非一无是处

　　比起美国智库的声势显赫，中国智库的影响力似乎明显占下风。甚至有比较极端的观点认为，中国基本上没有建立起严格意义上的独立智库力量。政府机关对于自身决策机制和内部研究机构过于依赖，将大学和其他非政府研究机构的声音隔绝在外；而官方智库在资金和人才上依赖政府资助，往往迎合部门利益，无法发出独立的声音。知识界与决策层的脱节，智库学术研究缺乏独立性，这两项缺陷使中国政府的“外脑”被贴上了发育不良的标签。

　　其实，这样的标签未免有些过时。经过多年的快速发展，如今的中国智库已经建立起了庞大的网络和丰富的层次。既有中国社科院这样门类齐全、人员众多、资源丰富的巨型智库，也有北京思源社会科学研究中心这样天天面临生存危机的民间智库；既有军事科学院这样纪律严明的军事决策咨询部门，也有洛克菲勒中国研究发展中心这样完全由外资独立运营的研究机构。著名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就是依靠福特基金会投资建立的。中心的创始人林毅夫现在已经担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到全球层次上为全球政治治理提供智力支持。就连一些私人出资资助的小型专业性智库，近两年来也出现萌芽。记者数年前就曾经在北京一家私人出资的微型智库参加过工作。这样的智库上有通向政治决策层的私人渠道，下有与学术界和媒体界的联系网络，不就是美国绝大多数小型智库的运作方式吗？

　　智库资金经营是关键

　　其实，美国智库的特殊模式建立在相当特殊的政治土壤之上。要建立强大、独立的民间智库力量，就必须有巨大的私募基金会和民间资本愿意资助智力创造和研究工作，这种条件与美国“小政府大社会”的根本政治理念是联系在一起的。所以美国民间智库如此发达，在全世界都是绝无仅有的。欧、日等发达国家的智库结构则反而与中国的相接近。而智库和政界之间的“旋转门”，则是美国的两党选举制、总统任命官员制、利益集团游说制等特殊政治制度的产物，跟中国的基本国情也有根本性的不同。

　　中国智库可以向美国智库学习的，更多的恐怕是在微观的管理和运作模式上。比如财务模式。智库作为非营利性机构，资金管理是其成功运作的关键所在。美国智库的资金都有专业的金融和财务人才来运作，采用基金管理的模式，“借鸡生蛋、卖蛋为生”。而中国大多数智库还是传统的拨款模式，不注重资本经营，有时甚至“杀鸡取卵”、“竭泽而渔”。

　　还有公共关系模式。美国智库很注重利用大众媒体，也很注重塑造话题、把握话语主动权。比如同样是“人权”话题，美国智库学者制造了一整套从理论到实践的话语体系，把全世界学者都牵着鼻子走；有了重大的国际突发事件，美国智库也往往反应迅速、密切结合大众媒体、引导社会舆论。随着中国的舆论环境越来越开放，思想的争鸣越来越活跃，中国智库的当务之急，恐怕正是学会如何在大众政治、信息全球化的时代里生存、竞争和发展。

　　“中国智库有待崛起”

　　国际先驱导报见习记者陈璟贝发自北京 在2009年初由美国学者发布的“全球智库影响力研究”报告中，虽然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等8家中国研究机构入选“亚洲25强”，但按照项目研究者制定的标准，符合条件的中国智库只有74家，而美国拥有智库1777家。那么，在美国学者眼中，又是如何比较中美两国智库呢？为此，本报专访了“全球智库影响力研究”项目的负责人、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詹姆斯·麦根。

　　《国际先驱导报》：与中国智库相比，美国智库的独特性体现在何处？

　　麦根：美国智库的独特之处，首先在于它庞大的数量：现在美国共有1777家智库；其次在于它的规模：美国智库有强大的员工队伍，并有大量预算；另外，美国智库对决策的影响也很大：他们透明，对国内外政策的制定起着直接、连续的影响作用。

　　美国智库一个最大的优势，就在于他们独立于政府、政党派别。美国智库似乎也强调透明公开他们的工作、项目的各方面、以及和其他国家相关的研究。例如，在美国，你可以轻易地获知所有不盈利的公司的纳税记录，而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这都是不可能的。美国智库对整个政策的制定过程影响很大，说客、专家和政策制定者交往密切，而在中国，情况并非如此。

　　《国际先驱导报》：中国媒体报道的中国智库数量超过2000家，而在您的报告中，只有74家，为什么存在这样的差距？

　　麦根：我听说过中国智库数量庞大，但是我没有看到任何一份正式的中国智库名单列表。要在中国获得详细的资料确认中国智库的地位并非易事。

　　《国际先驱导报》：与美国相比，中国智库的发展空间还很大？

　　麦根：中国正在世界崛起，但中国智库在组织、财政和法律的独立上面临着很大的挑战，这些问题制约着中国智库的发展。如果中国想在15到20年处于世界上的领先地位，那么它需要有策略、主动地思考它的未来发展方向，而中国智库在这一进程中可以有所作为。

　　《国际先驱导报》：美国智库如何保持创造力？

　　麦根：美国智库庞大的数量保证了美国能够进行多项大量有价值的研究。美国智库可以自由地挑选他们要研究的课题，而不为政府所管制。我认为，2002年布什政府之所以发动伊拉克战争，就是因为美国在制定政策时，没有考虑那些独立于政府的智库的意见。公开、民主的过程就是不断改进的过程，这得益于智库所提供的批评与其它可替代的决策。

　　《国际先驱导报》：美国智库的意见如何得到政府采纳？

　　麦根：美国智库的研究报告，不但是给美国政府看，他们还试图影响普通民众、媒体和重要的学者。美国智库只是拿自己的研究成果和政府进行交流，它们并不需要保证这些意见能被采纳。美国决策者交际广阔，因此智库里的专家也可以通过和他们的交往影响决策者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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